艾伟小说集《妇女简史》由《敦煌》和《乐师》两个中篇构成。《敦煌》是主曲，《乐师》是和声。《敦煌》落笔轻盈，叙述利落，情节简练，顺水推舟，三两下就把故事带到顶点并果断结束。《敦煌》的故事内核是类似《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或《红字》那样悲伤残忍的女人沦陷故事。故事从主人公小项大学毕业来到永城进入电视台从事节目文案策划开始，讲述一个女人从单身女青年到婚后十余年所经历的没顶之灾与人生之殇。人生的幽暗之门一扇扇打开，内在世界推动主人公一步步往前走，各种人物和事件充斥的外部世界引爆一路地雷等候她，必然相遇，迎面相撞，小项仅保得性命，在对过往的恐惧和未来的疑问中，丢盔弃甲离开永城，孤身往西游走，到达敦煌，终至拉萨。小说最终停止于小项在布达拉宫和拉萨河边对过往人生形而上的思考中，留下悬疑，未给答案。

《敦煌》再次显示了艾伟对于女性的平权之爱。变化的是，《敦煌》中篇的长度跟艾伟自身叙述立场的后撤有关，他放弃了对现实全景的表现和全然把握，只以一束微光探照人物的一段历程，以局部探讨全部，以个体烛照整体，以内心反映外部，以具体存在探讨形而上学，《敦煌》以缩微版的“妇女生活”探讨关于心灵世界的三重辩证。

第一重辩证是由本能、热情和体验好奇构成的内在世界驱动个体行为。小说中的小项仿佛是个生命实验体，从一张白纸到墨迹斑斑，她带着对情感婚姻、生命欲望和道德边界的重重疑虑进入社会，在和异性的震荡关系中失去最初的单纯和完整，同时收获生命的历练和苦痛，被迫反观自省和超越升华，能否迎来人生新的转机要看到达拉萨后的未来故事，但未来故事在小说中没有打开即告结束。小说中，推动小项生命进程的原动力是欲望、好奇和对两性关系探秘的热情，日常之下涌动的内在世界推动小项获得更饱满的人生体验，最终这种体验又以不可控的反扑力量席卷和吞噬了她在社会秩序和规律中的日常生活。两者之间惊涛骇浪的互动关系在小说平静的叙述下完成，艾伟是一个永不厌倦对人的内在世界有长久兴趣的作家。

艾伟以平权之心对待女性的生命需要和尊严，他多次谈到尊崇“个人真理”，用小说的方式把这种复杂性呈现出来是更高层次的人文主义。《敦煌》让我们想起《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红字》和《红与黑》，这些故事的核心都是女性所联系的自然（情感）与男性所联系的社会（理性）的本源矛盾。《敦煌》表现了自由时代女性的另一个险境，自由使她们避免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但自由选择的后果却导致自由之后的危险关系和内在压力。小项在婚前没有充分的情感体验、对婚姻对象妥协的选择和婚后在情感中的盲目自我驱动，为她的悲剧埋下了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一切并非仅是个体属性，它具有女性的类属性。艾伟写出了这一个个体形象，也就写出了这一类心灵世界。

第二重辩证是个体心灵受各种物质、他人和关系构成的客观之力的作用。事事不同，相同的是事事背后人类恒定的心灵结构。《敦煌》中小项的周围围绕着从她出生、成长到经历世事的一系列他人和事件，这些形成了潜伏的力量，是人生历程中难以逾越的黑洞。环境之力形成个体心灵的一种内在需要，主动寻找，难以舍弃，母亲传给小项的镶着象牙月季花的红色盒子浓缩着小项的原生家庭源头，当母亲在小项结婚时将这只盒子传给她时她是幸福的，觉得已离婚再嫁的母亲对她要比对再嫁再育后的孩子更好一些。小项依靠这只盒子所获得的心灵世界弥补的满足，表现为她把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只盒子里，而这只盒子最终成为她与丈夫陈波危险关系的一个地雷和一个魔咒。

艾伟曾说，“和现实的联系最关键的是这个时代最深邃的部位，即时代意志”。盒子是环境的一部分，它存在在房间里，存在在小项过去的生命里，也存在在一种广泛的客观之力中。盒子是客观世界的隐喻，小说家借小项将欲望释放写进日记里、日记存放在盒子里、盒子被埋在地底下，盒子被取出放在祭祀的桌上等系列事件，呈现客观世界和主观心灵之间的反复纠葛，呈现了客观世界对主观心灵掌控性和毁灭性的强大作用。《敦煌》借小项的心灵、陈波的心灵、韩文涤的心灵、卢一明的心灵及心灵之间的相互作用写出了一种时代意志的客观之力。

第三重辩证是个体心灵化身旁观者求解生命体验的形而上学。艾伟近年的创作在叙述者立场上呈后撤趋势，《风和日丽》等长篇中所持续的对女性内在世界的开掘，在《敦煌》中得到延续又有新变化。小说家降低对人物内心世界把控的自负和力度，放弃全景的呈现和全然的确定，只以一束微光照进一段人生历程，将客观的倒影投射在人物的心灵上，将生活的可能和探幽的权利交给读者。小说人物在思考他们的过去，读者思考人物的命运，读者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小说或许能给读者一种启示，生命升华的一种方式是将苦痛融化做自己的艺术家和哲学家。

《敦煌》中的卢一明一个是立体的有冲击力的形象，他是时代的一种符号，和韩文涤构成现实世界中男性社会的两个极端，韩代表秩序，卢代表本然，他们都以一部分缺陷和病态获得这种代表感。韩放浪形骸又清醒自觉，似强大实则软弱，向往爱又逃避爱，沉溺声色又向往崇高。卢一明引导小项走向敦煌，最终小项在敦煌听到关于卢一明和他女友之间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不同版本的两个故事仿佛是现实和理想的一组箴言，人们在现实中堕落异化，在想象中自我升华。这种错位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能一边行动一边思考，一边实践一边想象，一边堕落一边升华。卢一明是个向死而生的人，他对自己堕落的同步批判和忏悔显示了他是一个人，是一个能思想的、软弱的人，也是一个渴望升华的人。他对爱的体验、人生的经历、关系的错置使他思考自己最好是怎样一个人，那样一个为爱献出全部的崇高的人，是卢一明关于自己理想的模型。事实如此的可能性很小，现实中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消解了爱的崇高和理想模型的概率。这种消解不动声色又洞见真相。

艾伟叙述立场的后撤借助一种新的形式加强文本在形而上学上的穿透力。这也表现为《敦煌》和《乐师》和另外一个短篇《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中的重要人物都从事某一种艺术工作，人物职业的设置既反映了现实分工格局，也为实现这种生命的形而上学提供了叙述便利。小说家设置了一个建立、参与和构架在故事情节之上的艺术品，用来形成一面镜子折射和概括小说人物的生命体验，《敦煌》是舞剧，《乐师》是玛祖卡舞曲，《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是话剧《带阁楼的房子》。小说家和小说人物都参与了这个艺术品的创作过程，给予小说人物化身旁观者求解生命形而上学的机会。生命体验、艺术概括和哲学思考所构成的丰富层次感，使中短篇的文本力量得到加强，也提升了小说的智性境界和哲学维度。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高贵之处，正在于超越体验，能反观、内省，将体验提炼成艺术获得洗礼，并在思维中形成超体验的形而上学。

《敦煌》中周菲创作中的舞蹈《妇女简史》贯穿小项的生命过程，“一男一女两个舞者把手中的刀子刺入彼此的心脏”，折射出小项和陈波的危险关系，舞剧中“慈悲庄严又带一丝恐怖气息的诵经声”和小项到达布达拉宫后听到的“阔大的仁慈的在整个殿宇萦绕”的诵经声形成呼应。小说结尾，小项在布达拉宫的佛殿中哭了，回顾一段人生流下了洗刷一切的眼泪。眼泪成为回望生命的一道帷幕，让她看到命运，看起来过去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作出的，可回过头去看，还是见出无处不在命运的照拂下。“好像青色的另一边就是天国”，在极度的俗世体验之后感受到另一边的天国，是生命自觉和形而上学开始的一个起点。

小说既是经验的容器，也是精神的谜面，生活的谜底是无限敞开又迷途重重的，罪与罚的循环环环相扣，命运之手拂过的不见得都是喜剧收梢，我宁愿相信《敦煌》结尾没有那个“叮”的一声进来的“你好吗”短信。不过或许艾伟一直希望书写乐观和温暖的人生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