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Saga）本意为口头讲述或吟唱，广为流传的中世纪北欧家族和英雄传说多以此为名，现代斯堪的纳维亚作家也时常采用这一体裁，其中以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女作家希格丽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1882-1949）成就最为卓著。温塞特获奖作品《克里斯汀·拉夫朗的一生》（又名《劳伦斯之女克里斯汀》，1920-1922），三部曲包括《花冠》（Wreath）、《新娘》（The Wife）和《十字架》（The Cross），长达1400余页，属于“史诗级”巨著——评论家由此将其誉为“现代萨迦”。同时代俄国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1892-1941）对它更是推崇备至，宣称“与《克里斯汀的一生》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只是一个片段而已”。
温塞特出生于丹麦西兰岛的卡隆伯尔格小镇，她的父亲是著名考古学家，致力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居民史前生活的研究。她的母亲是移居丹麦的苏格兰名门后裔，学识广博。温塞特是家中长女，在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受聘于克里斯汀尼亚（今奥斯陆）大学附属的一家博物馆，举家搬迁至挪威。1888年起，她在奥斯陆的私人学校接受教育。1893年，父亲不幸早逝，温塞特从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选择在一家工程公司担任秘书，以微薄的薪水供养母亲和两个妹妹，业余并坚持阅读与写作。
1907年，温塞特处女作《玛尔塔·欧利夫人》（Fru Marta Oulie）发表，由于书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探讨（小说开场白“我曾对我的丈夫不忠”）而引发轩然大波。两年后，她摹仿冰岛英雄传奇体裁的小说《居纳尔的女儿》（Gunnar’s Daughters，1909）出版，获得评论界好评，并获得政府的津贴，开始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同年，温塞特在国外邂逅挪威的天才画家A. C.斯瓦斯塔，3年后两人结为夫妇。
温塞特早期作品还包括名作《燕妮》（Jenny，1911），作品所展示的人物心理刻画及叙事技巧进一步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之后问世的《春天》（Spring，1914）、《镜中的影像》（Images in a Mirror，1917）等小说，也广受赞誉。随后，温塞特转向中世纪历史题材。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连续推出两部顶尖级水准的巨著《克里斯汀·拉夫朗的一生》和《艾于敦松》（Audunson，1925-1927），包括《奥拉夫·艾于敦森》（Olav Audunsson）和续集《艾于敦森与他的孩子们》（Olav Audunsson and His Children），后者在技巧和境界方面，显示出与前者同样的圆融与成熟。
1924年，温塞特与斯瓦斯塔离婚，并在同年改宗归化为罗马天主教徒，这在新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北欧国家引起轰动，甚至被视为一桩“丑闻”（温塞特被讥为“天主教夫人”）。此后她一直笔耕不辍，先后创作《野兰花》（The Wild Orchid）及其续篇《燃烧的丛林》（The Burning Bush），以及《伊达·伊丽莎白》（Ida Elisabet）与《贞洁的妻子》（The Faithful Wife）。在上述中后期作品中，除了关于当代女性困境的描画，也显示出她改宗后日渐浓厚的宗教情结。
1939年，温塞特的母亲与女儿相继去世，使她经受沉重打击。1940年，德国纳粹入侵挪威后，温塞特转道去往美国。她撰文抨击纳粹暴行，在美国及国际文坛赢得了巨大声誉。经历长达5年的流亡之后，温塞特于1945年重返故乡，并于1947年荣获挪威国王颁发的“奥拉夫大十字”奖章，成为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平民女子。1949年6月10日，由于癫痫性中风发作，温塞特病逝于她的故乡利勒哈默尔。身后留下的作品卷帙繁浩，仅小说数量便达36部；另有戏剧、短篇故事及演讲论文集和传记等大量作品，其中以《男人、女人和位子》（Men，Women and Places，1939）和《挪威的幸福时光》（Happy Times in Norway，1947）影响最大。此外，她对乔叟、莎士比亚、勃朗特姐妹和奥斯汀等英国作家颇有研究，她身后出版的《圣徒卡特琳传》（Catherine of Siena，1951）也堪称传记文学的杰作。
希格丽德·温塞特的代表作品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13、14世纪为历史背景，反映当时贵族及平民生活的英雄传奇和家族萨迦；另一类则是反映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挪威社会生活的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受父亲熏陶，她自幼便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在后来的作品中，更试图以传奇萨迦及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和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她在创作《克里斯汀的一生》三部曲之前，曾花数年时间亲赴当地查阅档案，收集文物资料，并多次就有关细节向历史学家求教。可以说，作品的成功，一方面固然如评论家所言，是“天才的叙事技巧”与雄奇的“浪漫主义风格”的结合；而另一方面更是作家长期勤勉不懈、孜孜以求的结果。
在这部被誉为13世纪北欧“家庭史诗”的巨著中，温塞特以雄厚悲壮的笔力和精细入微的刻画，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女主人公克里斯汀一生的行踪遭遇为线索，温塞特对中世纪挪威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宗教思想、文化艺术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和描写。与此同时，作为“历史记录者”，温塞特也描写了中世纪的传说与仪式，包括以血祭求得魔鬼救赎、森林妖精法术、以及女巫催情/孕药等等，尽管并未浓墨重彩加以刻画，却展示出史诗的磅礴气势和厚重感。她的诺贝尔授奖辞“主要是由于她对中世纪北国生活之有力描绘”中的“有力”二字，最能体现这种风格与气度。评论家一致认为，“《克里斯汀的一生》充满诗意和人的真实，现代文学只有极少数的几部作品能够与之媲美。它已成为挪威文学中纪念碑式的作品”——堪称公允之论。
小说人物克里斯汀一生遭遇坎坷，历经磨难，但正如温塞特本人自言，这都是她自由选择的结果。在困难面前，她没有选择退让，也从不轻言放弃，而是以极大的热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逆境中恪守操守并顽强搏斗，这也体现出温塞特一以贯之的道德理想：即身为女性，无论处在什么年代，都必须尽到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最高职责——在成就他人的同时实现自我的价值。温塞特满怀同情，在克里斯汀这一人物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生活主张和宗教伦理思想，也正是这部作品能够打动人心、感人至深的主要原因。
在艺术手法方面，小说所采用的历史事实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也颇引人注目。温塞特对于小说中故事场景的刻画几乎完全再现了当年的历史面貌，甚至人物的服饰、器具与语言也无不与历史相符，说明她在这方面具有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情。与纯粹“意识流”的心理分析不同，温塞特在小说中往往将人物的心理活动与特定的场景和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来自于现实生活具体事件的感悟，虽然不似“意识流”那般开合自如，使人浮想联翩，但笔墨更为集中，激发的感情也更为强烈。
温塞特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她对重大历史题材的驾驭。由于自幼浸淫在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之中，同时也由于作家本人沉静的天性和严谨的态度，经过她的描摹勾勒，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仿佛一下从历史的尘埃中重新“鲜活”起来。作家不仅复制出中古时代挪威王宫节日、宗教仪式、政治阴谋等场景，也再现了当时的自然风貌、历史事件和风俗文化传统。这一种“复制”的成功，除了广博的学识和悲悯的情怀，更体现出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语言天赋。事实上，正是上述因素的合力，才使得这部历史巨著呈现出深广雄浑的厚度——“有时，读者甚至可以在这片浩瀚而平静的水面上窥见无边无际的倒影，从而体悟到人类的伟大。最后，女主角克里斯汀为她的生命奋斗到底，河流也就汇入了大海。”
温塞特文学创作最初受北欧传奇和中世纪民谣影响，后来又受到同时代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和切斯特顿的启发。19世纪中期前后，北欧由封建小农经济迈向资本主义，文学艺术也随之开始寻求突破。1871年，勃兰兑斯发表“19世纪文学主流”演讲，抨击神学对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束缚，呼吁作家干预生活，研究人而非神。他认为宗教强加的社会道德和两性观念禁锢了人的情感，而他则提倡一种从现实出发对人的生物学理解——两性关系的禁忌被打破，北欧“文艺复兴”序幕也由此揭开。温塞特中期以后作品多以探讨妇女地位为主题，正是响应了勃兰兑斯的倡导。从长篇小说《燕妮》开始, 温塞特着力描写当代年轻妇女的现实生活：她们或为追求爱情不惜牺牲前途；或因一时失足而堕入风尘。总之，为了幸福，她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作为新一代觉醒的女性，她们既反抗传统，也不愿从现行社会制度中寻求庇护。因为在她们眼中，二者同样是负担和枷锁。温塞特念兹在兹的是怎样为她们（以及她本人）创建一种新生活。
1912年旅居英国期间，温塞特有机会结识伍尔夫、劳伦斯等文坛名家，对天主教作家切斯特顿（1874-1936）尤为倾心。切斯特顿在《英国简史》中对古今女性的命运抱有同情态度，主张理解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这一思想对温塞特“两性和谐”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众所周知，温塞特并非女权主义者，更没有像女权主义者那样将男性视为头号敌人：她主张女性通过反思自我及部分改变性格特征来获得解放，换言之，即“两性和谐”的生活在于互相尊重各自性别的差异（否则女性难免陷入自卑，男性则会背负无限重压）。作为历史学家的切斯特顿对中世纪的研究令温塞特深受启发。他认为“黑暗的”中世纪并非暗无天日，而是连接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一座闪亮之桥。他坚信无知和野蛮并非源自信仰，而是源于偏见，并进而质疑科学的“万能”——培根被尊为“启蒙”和“理性”的圣人，在这位科学家看来，似乎人生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实验加以解决。因此，从中世纪历史中人们应该学会尊重多样性，来克服当下自大而狭隘的文化观。温塞特晚年花费数年撰写14世纪圣徒卡特琳传记，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科学/理性至上”论的强力反拨。
1970年代西方文化批评派对温塞特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文化批评派赞同温塞特女性独立的价值观以及蔑视传统性道德的激进立场。比如她在作品中极力淡化贞操观念，宣扬“背德之爱”，并公然宣称“只要出乎自愿，我如何利用自己身体，与他人无关”。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是叛逆者的形象（《玛尔塔·欧利夫人》英文副标题为“一部背叛的小说”），因为“循规蹈矩的女性很难垂名青史”。另一方面，文化批评派又反对她关于两性和谐的调和折中论，讥讽这一论调是“男性保护神的福音书”，甚至指斥其为“反女权主义者”（温塞特有子女三人，也成为她的一大“罪状”）。以《玛尔塔·欧利夫人》为例，故事讲述一名职业女性（画家）遇人不淑，结果生下残疾儿，最终绝望自杀。女权主义者憎恨这部小说，认为其中的“思想既反动又危险”。与之相反，小说《春》中的女性遭遇婚姻危机后却选择了原谅，最终回归家庭并安享幸福——这一主题显然背离了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的主旨。其他如小说《燕妮》宣扬再聪明、再坚强的女性也可能误入歧途（并最终通过最软弱的男性获得拯救）；小说《西蒙森》揭示婚恋过程中女性较易受到伤害：“爱摧毁女人，而不是男人”，并将“大多数婚姻失败”归咎于男女两性“过度渴望了解对方”。总体而言，温塞特主张女性从家务中解放，从而争取更多劳动权益和政治权益，而不是一味“憎恨男人”。相反，只有承认两性差异客观存在，并通过爱与责任相互包容、相互弥补，才能实现真正的两性融合，而这恰恰是人性之真谛。在温塞特看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统统不管用，因为它们都抹煞了人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丹麦著名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1885-1962）宣称《克里斯汀的一生》“犹如持续恶劣天气下完成的一幅亮丽的风景画”。温塞特不仅记录了时代的黑暗，更描画了光明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温塞特不但是文学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她在荣获诺贝尔奖之时，便宣布将奖金半数捐出，用于设立残疾儿童基金。1940年，为支持芬兰加入反法西斯战争，她又将奖金另外一半悉数捐出。1930-1940年代，她担任挪威笔会主席，为宣传推广北欧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女性研究专家、康奈尔大学教授海伦·阿尔瓦雷曾说，“我希望每一位16岁少女都拥有一册《克里斯汀的一生》。她会发现一个新世界”——因为从中可以读到现代萨迦，读到温塞特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