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想起二姐文树新坎坷的一生，总是意难平，尤其年纪渐大，这感情与思念愈加浓厚，而二姐的染病身亡更是我们一家人长年的心病。那是1934年4月，陷入师生恋的二姐文树新与杨晦先生一道私奔去了上海，这样的事在当时自然掀起了轩然大波……当年7月，父亲回国，把母亲和其余的六个子女带到东京去读书。1935年4月19日，二姐在医院里生下女儿，小名绵绵。然而不到一个月，她就染伤寒去世了。周作人的准儿媳妇是二姐在孔德学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她闻讯赶去照看我二姐，结果也传染上了，不幸搭上了一条命。

此后几十年，我们一家人也各自经历着人生中的坎坷与奋斗。直到进入21世纪，杨晦的遗族偶然发现了二姐生前写的日记。经我的支持，九州出版社将它出版了，书名为《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翻看这本书，总让我想起我们此后的经历——

1936年7月，父亲被国民政府外交部除名，我们一家人又回到了北平。我和四姐文檀新入读位于东单头条胡同的日本小学校。原来父亲打算让两个弟弟也入读此校，然而一年级和二年级已没有名额，他们就去了崇实小学。父亲让我把白天在学校学到的日语课教给大弟弟。所以我读完六年级小学毕业时，大弟弟的日语也达到了小学毕业的水平，松本清张的《深层海流》就是我跟他合译的。

小学毕业后，我到位于东单三条的圣心学校念了两年英语。1942年转入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初三，次年升入高一。1946年夏，考进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50年大学毕业，我考入了三联书店总管理处，那是一座四进的四合院，两间北房打通了，摆上了10张办公桌，编校合一。我还记得9月18日是我第一天上班。当天下午，郑效洵（1956年至1966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就接到杨晦打来的电话，放下话筒他就写了个便条派我送到财务科。原来杨晦的小儿子病了，要求预支他的译作《无名英雄》的稿费。我打定主意，除非二姐的女儿主动找上门来，我绝不去认这门亲。从“小儿子”一词我知道杨晦又结了婚。他妻子生的女儿叫春城。绵绵知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已死，现在的母亲是后妈，则不得而知。

进入20世纪80年代，绵绵果然找上门来了。我到北京大学去看望过杨晦三次。每一次都坐了一个多钟头。然而，彼此心照不宣，只字未提二姐的事。我三姐常韦（她原来叫棣新，二姐走后，改成常韦。大姐原来叫桂新，改为馥若。我原来叫桐新，改为洁若。只有四姐一直叫檀新），只去过一次。她抽冷子说了句：“你还把我二姐拐跑了呢！”

幸而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我和杨晦都未吱声。

自1957年萧乾受运动影响以来，我的外语曾三次救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第一次是1957年。1956年秋，张光年（光未然）代表作家协会，动员萧乾担任《文艺报》副总编辑。他本人是总编辑，另外两个副总编辑是陈笑雨和侯金镜，他们三人均为共产党员，只有萧乾是民主人士（民盟）。萧乾同意后，张光年进一步提出，要把文洁若也调到《文艺报》来。萧乾转告我时，说：“当记者比当编辑强。”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不是当记者的料。后来，张光年请我们二人吃了一次饭。席间他告诉我们，他专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找楼适夷（时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坚决不放。他说：“文洁若同志是个好编辑，放谁也不能放她。”这是张光年告诉我们的。倘若真调成了，当时的情况，我估计也会被打成右派。当时划右派是有比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200多人，不会涉及到我。

1958年1月，包括我在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80位工作人员被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11月回来时，出版社只留下40人，要把其他40人调到外地。当年4月，萧乾已戴着右派帽子被发落到唐山柏各庄国营农场监督劳动，连户口都迁走了，每月发给他26元生活费。家属到文联大楼去领生活补贴，每月40元。当时母亲和三姐文常韦都没有工作，我每月给她们40元。老大住宿费用约30元；老二在文化部幼儿园，每月20元；老三在锡拉胡同的私立托儿所，每月40元。我当时的工资是89.5元，刚好够三个孩子的费用。我的开支就靠我的业余翻译，那时我的翻译速度惊人，而且保证了质量。就拿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日本进步女作家中本高子的《光枝的初恋》（原题《不死鸟》，意思是“火凤凰”，1960年版）来说，《世界文学》的编辑原来是让我和北京编译社各译一半。全文约3万字（指的是译成中文字数。日文译成中文，一般需打七折。1万字的日文，译成中文就成了7000字），需要8天内交稿。一个人译3万字是困难的，而且实际上只有6天，因为有两个星期日（当时是6天工作制），该社赶不出来。我告诉那位编辑我一个人包了。

小说的主题是描写砂川町（即小说中的纲岛村）农民反对美军扩充立川基地（即小说中的T基地）的斗争。我周一至周六每天晚上工作6小时，两个星期日各工作14个小时，8天就赶译出了21000字的手稿。1960年6月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稿费相当于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

当时向我约稿的编辑很多，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是短诗、短文。《人民日报》一位朱姓的资深女记者把她原来约来的译稿拿给我求教，说她“看不懂”，我看着原文口译给她听。然后当天晚上我就赶译出来，次日一早取走译稿便见报了。倘若我到了外地，这些额外的收入都没有了，而且三个子女的上学问题怎么解决？1958年11月从农村回到北京，当我听到留下来的名单中有我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天就写信告诉了萧乾。

第三次是1973年。1972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回了大批“五七战士”到本社。向阳中学的老师全走了，学校也办不下去了。连里让我回去为老三萧桐办理转学手续。老二萧荔已于1971年秋回京，当上了一名无轨电车售票员。为了让儿子上五中，我把南沟沿的小东屋换到了门楼胡同（“文革”期间易名喜报胡同）的一间小南房（当时是就近上学）。办完此事后，我就到商务印书馆去找陈原。1950年我在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工作时，就向陈原主持的《世界知识》投过稿。由于内容不适宜，稿子被退回来了。我那时的领导朱南铣却跟我谈起此事，并且说：“陈原在打你的主意。”他指的是《世界知识》可以考虑接收我。那是1951年3月，总管理处的领导成员正在探讨成立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事宜。我已找过许觉民，说我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后来果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原听了我的陈述（我当时表示，希望陈原把萧乾和我都调到商务去编字典），回答说：“你嘛，我可以想办法，萧乾呢，太大啦，恐怕我调不动。”

既然一对子女均已回京，萧乾就有权享受探亲假了。他于1973年2月初回到阔别三年多的首都，开始跑医院，治冠心病。他到建国门内一家小小的中医诊所吃中药。我姐姐常韦帮他煎，还真有效。1973年7月，我被正式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实调令是商务印书馆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知道商务调了我，临时才把我要回去）。我上班后，萧乾与其他9个人合译《战争风云》，这下子就有充分的理由不回干校了。

“文革”期间，我和张铁弦在同一个“牛棚”里待过。他是外国文学编辑室高级编辑。他说30年代在上海的时候，他到老友杨晦家去拜访时，见到了文树新。总的印象是：“面黄肌瘦”。刚怀孕，就弄成这个样子，也难怪生下娃娃就驾鹤西去。我也认为，当时他俩到了上海，杨晦应该先让二姐入上海的圣心学校，毕业后考震旦大学或圣约翰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有了工作，生活能独立了，再要孩子。三姐常韦后来告诉我，杨晦曾把一块绣花手绢儿夹在大姐文桂新的作文本里。大姐收到后毫无反应，杨晦又把另一块绣花手绢儿夹在文树新的作文本里。二姐恰似枯叶，手绢儿则是火柴。点燃后变成燎原烈火，怎样也扑不灭，只好双双一走了之。杨晦最早注意到文树新，是因为她的作文写得好。

文树新这本书是值得出版的，文树新的人生悲剧，对任何时代的少女都有警世作用。日记出版时，编者谢仲伟在《编者序——爱与死，古典主义的爱情》中交代了日记的写作背景。上海、南京和香港等地的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文章。

自打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社会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有些大学生住进宿舍后，把自己脱下来的衣服用特快专递方式寄回家，让家长洗干净后再寄回学校。有个14岁的中学女生，只因为不愿意把头发剪短就干脆自杀了。每每听到这些，我总想起我的二姐，一个永远停留在民国的少女。

自二姐于1935年死在上海的医院里，四姐于1949年7月3日在美国的一座修道院里去世。三姐于1993年1月5日在北京逝世。大姐在美国定居。最小的弟弟在山西大同。我和学朴在北京。改革开放后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强大，油然产生还是中国最好的想法。我会像萧乾那样“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同时，我想向年轻人建议：晚恋、晚婚、晚育。等到心智成熟，有了相当的成就，再考虑结婚生子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