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话语理论引入文学研究，并非吴道毅首创，但引入民族文学研究，似乎是一个新举动。吴道毅教授是一个治学态度严谨的人，引入话语理论，显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它确实能扩大视野、拓宽思路，深化对作家作品和创作问题的理解，能解决别种单一的研究角度，如与话语研究有关的主题研究、文化研究、叙事研究、语言研究等一系列难以说清的问题。

“话语”作为一个概念，有不同的所指，从前专指人的言语，后来被用于叙事学和社会学研究，结构主义的叙事学把叙事看作话语，福柯的话语理论则把话语和知识、权力联系在一起，以话语为知识的载体，以权力为知识的生产者（反之亦是）。这样，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就与知识和由知识所构成的文化联系起来了，又因此而深入到社会结构内部或其中心，与影响和支配知识生产的权力发生关系。这当然是一个极简略的说法，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福柯的话语理论要复杂得多。好在吴道毅不是为了实验和证明福柯的话语理论，而是借用话语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通过对南方民族文学各种话语形态的研究，去深入把握南方民族文学内部各种权力关系，也借此透视这种权力关系背后隐含的各种权力冲突。前一种权力在吴道毅的研究中，属于知识的权力，后一种权力属于生产这种知识的“意识形态”的权力，其中当然也包括政治权力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权力。相对于以往的主题研究只着眼于文本要表达的思想，文化研究只关注文本的文化含义，叙事研究只热衷文本的表达方式，包括语言研究只探讨文本的形式问题等等，话语研究就是一种多项综合的、纵深的文学研究，它对研究对象的覆盖面和理论穿透性，都是其他单项研究难以达到的。

现代南方民族文学属于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自然也属于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范畴，这样，研究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就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如下一些问题：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关系，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自身的独特性及其表现形态，以及它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和创作呈现，等等。对此，吴道毅在书中都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根据不同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创作情况，他从五四以来的南方民族文学中，提炼归纳出启蒙、救亡、阶级、民族、传统、建设、先锋、女性、生态等话语形态，基本上概括了现代南方民族文学在不同时期受各种“意识形态”权力支配的知识生产状态。这些话语形态，有的与整体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同质同构，有的则可能有性质和构成上的差异。又因为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情况而有不同的组合。当然，这只是一种归纳组合方式，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归纳和组合。而且这些话语形态也不是一个平面上的，除了时间和历史，还有层级的区分，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差别。一般说来，在现代南方民族文学中，如果对吴道毅所提炼归纳的诸种话语形态稍作修正和补充，则启蒙与救亡、阶级与革命、现代与传统，应该是贯穿时间和历史，居于统摄和中心位置的几种话语形态。广义的启蒙与救亡，即由思想文化启蒙到革命的政治启蒙，由民族解放到民族振兴，是近现代中国，也是近现代中国文学，包括现代南方民族文学的主流话语，居于统摄和支配、影响其他各种话语的地位。阶级与革命，则是一定时期的历史运动和社会意识所催生的话语，是为达成启蒙与救亡的目的而生的一种话语形态，在一定时期，也居于中心位置。现代与传统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也是近现代中国文学，包括现代南方民族文学，从传统到现代新生蜕变过程所催生的一种话语，它渗透于其他各种话语之中，又贯穿时间和历史，是一种弥散性的话语形态。唯民族话语，是一种特别的话语形态，它既与整体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相连，受整体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影响，又有其地域和族群的特殊性。同时还因为时代的关系，或显或隐，多有变化，如此等等。要把南方民族文学的这些话语关系梳理清楚，殊为困难，遑论进一步揭示这些文学话语背后隐含的各种权力关系。常见的话语研究，往往喜欢把研究对象切割成思想的碎片，以之作为话语理论的填充料，结果所得，无非是对话语理论的循环证明。吴道毅的研究弃虚就实，不搞这种循环论证，而是采用传统的实证方法，在对不同时期南方民族文学创作的话语元素进行细致分解的基础上，进行性质的归类，而后依类定名。这就避免了他的文学话语研究偏离文学文本，成为社会学的附庸或福柯的话语理论的证明。他的这部研究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的著作，也因此具有较强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