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高原明珠”的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没有滇池，就没有四季如春的昆明。古往今来，赞美滇池的诗词文赋，可谓汗牛充栋。

明代被发配到云南的四川籍状元杨升庵泛舟滇池，留下了“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经典名句。清代文化奇人孙髯翁以他180字的大观楼长联，写绝了滇池的无限风光，概括了云南的“数千年往事”，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长联。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许多著名作家、诗人、教授、学者云集昆明，写下了歌颂滇池的诗文。朱自清带着学生到滇池边上课，感到“海天一色，苍苍茫茫，烟霞变幻，气象万千，精神为之一振”。老舍在《滇行短记》里写道：“在城市附近，有这么一片水，真使人狂喜……在湖边看水，天上白云，远如青山，眼前是一片湖水，使人连诗也懒得作了。”冰心在她呈贡居住的默庐窗外看到：“天是蔚蓝的，山是碧青的，湖是湛绿的，花是绯红的。”沈从文发现：“昆明四时如春，滇池边山树又极可观，若由外人建设经营，二十年后恐将成为第二个日内瓦……当视为东方一理想地方。”连不大作诗的社会学家费孝通，面对滇池也激动地口占一诗：“远望滇池一片水，水明山秀是呈贡。”直到1957年夏天，艾青到昆明接聂鲁达，还写了吟咏滇池的100多行长诗《滇池啊》：“我们的车子/像春天的燕子/穿过清新的空气里/飞向滇池//滇池啊/一片翠绿色的海/远远近近/无数色彩丰富的山/环绕着它……”

但是，由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和后来滇池周围数千家大小工矿企业的迅速崛起，滇池纯净的水和透明的空气到80年代中后期很快受到严重污染，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喜茫茫空阔无边”的“五百里滇池”变成了散发臭气的污水！

云贵高原最大湖泊、面积300多平方公里的滇池，因生态遭到破坏、水质持续恶化，而从历代诗人作家以不同角度歌颂赞美的高原明珠，成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又经过30年艰难曲折的治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进行艰苦奋斗，从而逐渐向好变清，重新闪耀着“宝石”的光芒，以迎接“全世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召开。它是怎样“向死而生”的？冉隆中以30万字的纪实文学长卷《滇池治水记》（云南美术出版社 2021年3月出版）作了真实生动、引人入胜的回答。

我认识的冉隆中，差不多40年前大学毕业后就到滇池边居住、生活和工作。作为从滇池边走向全国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他是滇池严重污染和持续治理的证人和“书记员”。过去他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关于滇池的文学作品。为了写这本“治水记”，一年多来，他又行程逾万里，连续走访了与滇池治理有关的数十家单位和数百名个人，其中既有体制内的官员学者和科技专家，也有大量民间环保人士和志愿者，以及一些普通市民或滇池沿岸居民。在采访中，他深切感受到，国家顶层设计将生态文明列为现代强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云南和昆明的干部群众在做生态文明排头兵方面自觉性和自信心越来越强。

《滇池治水记》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平铺直叙地写治理滇池的过程，而是以开阔的视野、充沛的激情，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的角度，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来讲“一个大湖向死而生的故事；一个以大湖的濒死和新生，来透视生态文明、拷问世道良心、检验人性善恶、审视官员作为的故事。”

《滇池治水记》写了滇池的昨天和今天，也展望了它的明天，作者“溯源”滇池遥远的过去，对历史上为治理滇池作出过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如元代的平章政事赛典赤和清代雍正的“知心大臣”鄂尔泰的功绩和经验，都作了充满敬意的描述和评点；还挖掘尘封的历史，发现以大观楼长联名扬天下的一介布衣诗人孙髯翁，还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有“踏访山河，厘清水路，消除民瘼”宏图大志的民间水利专家。他独自一人，“谋定而动”，考察了流入滇池最大的盘龙江，写成长文《拟盘龙江水利图说》，后又沿着海口河、螳螂川，入普渡河，并溯流而上，考察了金沙江上游水域，然后画出草图，写下文字，提出了震惊四座的“引金济滇”宏大设想。这是有史以来关于滇池外流域补水、引金沙江补水的最早构想。近300年后，这一构想，即从根本上解决了滇池自净化能力有限、补水不足的“引金济滇”的滇中引水工程，最近才全面开工，滇池全面恢复“四周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的风貌，总算指日可待了。

冉隆中浓墨重彩着力写的当然还是滇池的今天——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取得的积极进展。滇池故事扑朔迷离，情节起伏跌宕，矛盾错综复杂。他从作家采访、百姓观点、专家视角、官员看法、问题导向等不同方面，有选择地讲述这些年来与滇池治理有关的各种人物和精彩故事，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地勾勒线索，梳理脉络，反思灾难和教训，审视成就和经验，瞻望明天和愿景。他生动总结了中国湖泊治理的“滇池模式”：河长制、生态补偿制、双目标责任制（即对水质与污染负荷实行双目标管理）；他诗意盎然地抒写了滇池边在水质逐渐改善过程中出现的一片片醉心迷人的湿地风光，记录下滇池边小学孩子们传唱的新编儿歌……

本书给人印象极深的篇章段落很多。其中“向死而生”一节，写到2017年初，滇池确认在上一年“摘帽劣五类”的历史时刻，一位分管副市长情难自控，他汹涌的眼泪让人难以忘怀。又比如“围海造田”一节。对于滇池污染的最大来源，很多人可能都会理解为就是历史上的那几次“围海造田”。在冉隆中看来，“围海造田”确实造成过滇池的伤痛，但是，滇池之殇原因是复杂的，有历史的更有现实的，是点源、面源、内源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在书中他假托一个诗人的喟叹说：滇池与人的关系，概括来说，以前经常是水欺负人（洪涝灾害以及各种水患），后来基本是人欺负水（污染湖水、阻隔湖岸以及填埋湖体等等）。冉隆中在书中确实写到了部分围海造田的参与者，如今他们已鬓如霜，说起这段往事，感慨唏嘘，追悔不已。但这就是历史。人在历史中的局限，尽显其中。我们需要的是反思总结，以开启更好的未来。

熟悉滇池的读者都记得一句话：全国湖泊治理重点在太湖，难点在滇池。为何说滇池治理比太湖还更难？冉隆中用生动的故事和深入的思考回答了上述问题。在他看来，滇池治理的最大难题，是昆明城市环滇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滇池生态承载能力有限的根本矛盾。他还讲述了从滇池闻名全国的河长制。河长制作为治理水环境的制度安排，是从昆明开始闻名全国的，时间在2008年春天。河长制在昆明率先铺开，在滇池全流域大规模推广实行并取得明显成效。对于滇池如今的治理成果而言，河长制确实功不可没，但是也还有诸多提升空间。

冉隆中写了大量“滇管人”，以及身份各异的大量普通市民。他们大多数都是真正的热爱这片“大海”，都在默默地为治理奉献力量。文学是人学。《滇池治水记》是纪实文学，是介于文学和新闻之间的一种文学体裁。因此具有文学和新闻的双重性。写人，正是文学必须承载的基本任务。这部作品写的人，从类型说，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体制内外的专业人士、企业家、文人、记者、市民、农民、大中小学师生等，大约近百人。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滇池治理贡献了巨大力量。

冉隆中在一篇创作谈中说，所有的写作不外乎“写什么”和“怎么写”。他对这个题目还做了引申思考，比如，“我要写”和“要我写”。他说：“这两者虽然殊途同归，实践起来也各有侧重。比如‘要我写’，它的标准可能就是有关部门设定的：政治性，思想性，精品……我自己也设定了‘我要写’的标准或自律：写我经历过的，辨识过的，思考过的，尽可能达到这些目标。我这部书的写作，最大的难点是找到‘我要写’和‘要我写’之间最大的公约数。此外，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写成流水账、功劳薄、表扬稿，更不要做成文件汇编，也不要写成梦话连篇——事实上，这样的先例是不胜枚举的。在文学和文件之间，在人和事之间，我尽量选择前者。”应该说，他以《滇池治水记》的写作，兑现了自己的思考和承诺。

滇池治理，可以说是“美丽云南”乃至“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滇池治水记》堪称是一部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