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意蕴，而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又决定了研究的特殊路径和方式，因此，除了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外，更应该获得与汉语言文学研究并列的地位。以下仅就此问题谈三点认识。
完整的、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研究必须涵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就我所知，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大体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而且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民间文学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
据百度百科辞条介绍，“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是1958年，到了1960年代才有一些民族文学史出版。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起步更晚，1978年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此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课题不断深入，以及产生一批理论研究成果。
而在此之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直到1958年提出“少数民族文学”概念之前，无论高校还是学界，基本上是将“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混为一谈。以我所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北师大的民间文学研究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钟敬文先生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之父，但并未发展成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换句话说，少数民族文学在北师大只是民间文学的一部分，而不同于中央民族大学及地方民族大学（学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这实际上表明，大多数综合大学的中文系其实只是汉语言文学系，并未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纳入其中。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很欣赏刘大先提出的“文学的共和”与“千灯互照”的说法，作为一种借喻，它们的确很好地描述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完整的中国文学研究应该将各个民族的文学都包含在内。
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能只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从民间文学研究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长期以来，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汉语记录或翻译的少数民族文学，少有人关注其母语写作。当然这与研究者的语言能力有关，也与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多用汉语写作的现实有关。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有老舍、沈从文、端木蕻良等著名少数民族作家，当代作家群中如李乔、张承志、阿来、扎西达娃、白先勇等，都出身少数民族，但他们都是用汉语写作。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母语创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据刘大先《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一书介绍，得益于中央文化方针和民族政策的扶持和地方族群精英的文化自觉，促成了《民族文学》杂志多种文字版的诞生，各种地方民族语文学杂志、书籍大量出版，中国文学得以展开了它在汉语之外丰富复杂的面貌，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彝文、朝鲜文、壮文、傣文等都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另一方面，留存下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如《江格尔》《格萨尔》等史诗，《福乐智慧》《蒙古秘史》等典籍，也都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母语写作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对象。
可想而知，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母语写作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完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丰富完善中国文学研究，同时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质和审美风貌，以及那些仅为少数民族文学所独有的文学性、艺术性特征。比如藏戏的结构和表现形式，比如壮族民歌的体式，只有深入到母语层面，深入到文化层面，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才有可能触及其实质。此外，由于母语写作研究要求研究者自己也通晓所研究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必然会使得研究者具备双语或多语立场，从而有可能改变先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单一视角，互为主客，真正实现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千灯互照”。
双语创作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即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少数民族作家的母语写作、少数民族作家的双语创作。在第三个阶段，实际上还可以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某些少数民族作家除汉语之外，还同时掌握两种以上少数民族语言；二是某些汉族作家也具备用某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能力。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民族融合、语言互渗及不同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
在通常意义上说，所谓双语创作，主要是指跨国别的双语创作，亦即某一作家同时用两种语言从事创作，尤其是在中英、中日、中韩领域最为明显。少数民族作家双语创作的情况大体与此相似，只是语言限定在一国之内，但研究目的、方法并无本质的不同。从我个人的专业来看，这种研究其实还可以拓展一些，可以关注某些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母语或民族文化因素，比如老舍的小说。进而言之，学界关注较多的如京味话剧、京味儿与满族文化、满语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似乎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有学者考证，北京的“胡同”一词即来源于蒙语“忽洞格儿（井）”，而像“帽儿胡同”“取灯胡同”“扁担胡同”等北京地名也都源自蒙语。除此之外，老北京的礼仪、称谓等也多与满族文化相关。这虽然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作家双语创作的范围，但确实是一个与之相关的研究领域。
我们欣喜地看到，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今日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念更趋成熟，方法更趋多样，队伍更趋壮大，成果也更趋丰硕。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对于促进民族融合、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