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陈诗哥依凭童话创作，从历史和现实的主流童话观念中突围出来，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诗化哲学的童话观念，创造了“独属于”他自己的童话奇境世界，试图重返童话和生命的“本源”世界。在此路途上，陈诗哥的童话既自觉地汲取了外国经典童话的思想养分，又在新时代语境下汇入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本源”，进而使得童话创作不仅具有想象世界的功能，更具有重建世界的功能。
以非典型的童话文本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童话观
百年前，赵景深与周作人通信中说过：“现在的一般人，多不知道童话是什么。”百年后，仍没多大改观。由于童话是他者的概念，童话在其被援引至中国后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漫长的水土不服的磨合期。如何在他者的概念中生长出既具有世界性特征又具有本土性特质的中国童话，便成为了20世纪中国童话作家的创作难题。而在新世纪的两个10年里，便愈加成为世纪难题。但无论这个世纪难题有多难，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和回应。其中，陈诗哥以童话创作的形式，从对童话观念的反思出发，试图探索新的童话观念，创造新的童话世界。这样一身兼多职的童话探索，使得陈诗哥成为新世纪20年里一位独特但难以解读的童话作家。也正因如此，陈诗哥童话引爆了中国童话观念的历史变迁，也以“非典型”的童话文本为新世纪中国童话的创作发展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
陈诗哥的童话观溢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童话观和传统浪漫主义的童话观，对抗了当下消费主义的童话观，接续了新世纪“纯文学”的经典童话观，然后走向一种诗化哲学的童话观念，或者说试图建构“独属于”他自己的童话的梦想诗学。
以粤人之勇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奇境世界
“在粤西的一个村庄里出生、长大”的陈诗哥，深具粤港澳大湾区这一“革命发源地”的勇于创新的精神。这一点，集中体现他在这部《一个迷路时才遇见的国家和一群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下简称《国家与梦想家》）中对奇境世界的营造。
一般童话的奇境世界的营造如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说：“童话、寓言故事往往干脆远离特定的地点和时间，更容易接近故事的内在现实。它用‘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个地方……’开头，一下子将受众的心从外部现实带往原型性体验中的世界。”而这部童话看似沿用了这种方式，实则它们起始于现代人内心的精神困境。
先从这部童话的整体性故事结构来看，《国家与梦想家》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中短篇童话故事所构成，而其中还内嵌着一个个完整的短篇童话故事，皆具备童话特有的神奇色彩。例如，这部童话的场景被设计为人们在现实世界不可想象的存在，如“看不见的国家”“隐秘的湖泊”“蜘蛛国的街上”等等，一下子将受众的心从现实世界带往奇境世界。
再从这部童话的具体性故事结构来看：全书由“国家篇”和“国王篇”这两部分组成。“国家篇”包括青草国、花人国、土豆国、水瓶里的鱼人国、欢乐谷、风车国。“国王篇”则包括卖货郎卖故事、国王的奔跑、大海在哪里、国王的诗篇、老国王、国王的大战和国王的宝藏。但无论是国家还是国王，都颠覆了人们从政治学、社会学等现实世界里对“国王”“国家”的认知，或者说用奇境世界的方式对“国王”和“国家”重新命名。而连接各个“国家”和各位“国王”的叙述者“我”，是一位始终行走于路上的失乡者，但还是神奇的返乡者。这意味着所有的奇境世界的营造，旨在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回返自身的救赎之路。
以“单元观念”的方式汇入中国儿童文学的“本源”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童话，一时代的童话作家有一时代的思想资源。陈诗哥在思想资源方面汲取了外国经典童话的思想养分，但是溯本求源，陈诗哥童话愈加深度地探寻童话观念新变，就愈加有力地承载了百年前中国现代童话诞生之始的历史使命。因此，陈诗哥的童话在接受外国经典童话思想养分的同时，又在不知不觉中关注了童话在中国的境遇，在有意无意之间体味了中国人的活法，在历史与现实之中想象了世界人的梦想，进而兜兜转转地汇入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本源”。这一思想文化的踪迹在这部《国家与梦想家》中有集中体现。
在这部童话中，陈诗哥选取了“单元观念”——“国家”和“国王”来结构全书，以推进他对童话“元问题”和现代人“元问题”的深思。奇异的是，“我”无论走至哪个“国家”，见到哪个“国王”，“我爷爷”和“‘我爷爷’的家乡”（即“我”的“故乡”）都如影随形。可见，“国家”和“国王”这两个“单位观念”不是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意义上的概念，甚至不是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童话哲学和生命哲学的概念。“国家”和“国王”是以童话哲学的方式，批判了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想象了未来人类的理想形态，借用陈诗哥在其童话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便是“让世界重新开始，让成人重新成为孩子。”由此，可以说，“我爷爷”就是“国王”的原型和总称，“‘我爷爷’的家乡”就是“国家”的原型和总称。
围绕“我爷爷”和“‘我爷爷’的家乡”，这部童话遍布这样的“常人”与“国王”在“‘人’国”幸福生活的描写：“我爷爷接过故事棒，迫不及待地往里看。他看到了一个小男孩，不过，他并不是一个国王，甚至连当国王的念头都没有，而且他衣衫褴褛，头发凌乱。但是，他一点也不为此感到伤心。他每天看看花花草草，看看小动物，很快乐地生活着”。（《卖货郎卖故事》）“我爷爷的脸却是亮晶晶的，就像一个送光明的童子。凡他所到之处，黑暗就消失了。”（《国王的奔跑》）在这篇童话中，“我爷爷”颇近似于鲁迅所想象的未来“‘人’国”中的子民，也颇近似于周作人所描述的“不异常人”或“原人”，若用陈诗哥的童话语言来表达，即是“0至99岁的孩子”。“‘我爷爷’的家乡”简直就是鲁迅所说的“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人’国”，或是周作人所说“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解读至此可见，陈诗哥在《一个迷路时才遇见的国家和一群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中，通过“国家”和“国王”这两个“单位观念”的反复深描，既深化了他的诗化哲学的童话观念的内涵，又汇入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本源”。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百年前鲁迅、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之始，就对中国儿童的历史境遇和现实困境进行反思和批判，且选取世界性视角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做出了超越性思考，进而确立了以“立人”为旨归的启蒙主义儿童观，即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本源”。五四新文化时期，鲁迅就提出了“救救孩子”“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本源性思想母题，周作人亦提出了“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儿童的文学》）“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关于儿童的书》）等本源性思想论述。鲁迅、周作人旨在批判两千多年封建礼教文化塑造的“‘奴’之子”形象，以期重塑现代中国儿童的“‘人’之子”形象。百年后，鲁迅、周作人所确立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本源”对于新世纪的现代人而言，依旧是未竟的工程。而且，新世纪的现代人对童话的误解和对“本源”之家的遗忘并不比百年前的现代人更少。在此意义上，陈诗哥童话所深思的童话哲学和现代人生命哲学的“元问题”虽已相遇了新世纪的新语境，但较之上个世纪，两个“元问题”所面临的误解和困境非但并未消失，反而愈加凸显，也便日渐汇入了鲁迅、周作人所确立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思想“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