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浸润着无数革命者奋斗的汗水和滚烫的热血。在这诸多的革命者中，蒋光慈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是中国“普罗列塔利亚”的最初代言人。他曾言：“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励为东亚革命的歌者。”（《新梦·自序》）蒋光慈以“东亚革命的歌者”自况，同拜伦作比，并将“革命”视为一生的追求与信仰。他以敏感的心灵捕捉动荡时代的脉搏，以崇高的革命理想和粗犷的呐喊之声寻绎拯救人民于水火的救亡图存之路。他誓言要为祖国与人民征战一生，洒尽最后一滴热血。可以说，蒋光慈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因此，只有将蒋光慈放置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这位革命拓荒者对于中国革命史和新文学发展史的特殊意义。
蒋光慈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就对阶级、民族压迫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与感受。中小学期间，他偏爱陆游的爱国诗章，自号“侠生”，其寓意就是希望将来能做一个侠客，惩治贪官污吏。1920年，蒋光慈通过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的介绍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此间，他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革命理论著作，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开始深入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此时，蒋光慈不仅从理论上丰实自身，还积极从事革命实践活动，他印发传单、做工、游行，深入群众当中，完全把自己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
1921年，蒋光慈接受党组织安排，怀着朝圣的激动心情，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历经艰险投身革命之都莫斯科的怀抱，在这里度过了为期4年的留学生涯。苏俄经历对蒋光慈革命文学思想的成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间，他努力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阅读了大量俄国古典名著，对托尔斯泰、高尔基、勃洛克等文学大师的作品都有所涉猎。此外，蒋光慈还积极参加苏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各项活动，体验十月革命后苏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建设。他曾在克里姆林宫现场聆听列宁的讲话，在红场与列宁一起参加星期六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同时他还曾参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莫斯科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蒋光慈将革命圣地莫斯科视为“亲爱的乳娘”与“第二故乡”。
蒋光慈怀着如焚的激情，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深情地礼赞“乳娘”的养育之恩，并开始在思想养分最为丰富的革命之都莫斯科孕育自己的诗篇。《新梦》集便是诗人在革命之都创作的第一部红色革命诗集。在诗集中，他深情地赞美“莫斯科的雪花白，莫斯科的旗帜红”（《莫斯科吟》）；热烈地吟唱“莫斯科的旗帜把我的血液染红了”（《新梦》）；奋力地呼吁“远东被压迫的人们起来吧，我们拯救自己命运的悲哀，快啊！快啊！……革命！”（《太平洋中的恶象》）蒋光慈的这部诗集，在当时极大地适应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鼓舞了青年的斗争情绪，充分彰显出这部写于苏俄、出版于五卅前夜的诗集的重大时代与历史意义，正是基于此，钱杏邨曾在1928年发表的《蒋光慈与革命文学》一文中评价《新梦》“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
俄国十月革命的耳濡目染，促发蒋光慈在回国的岁月里，始终将“革命”作为文学创作的中心语汇，将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视为拯救苦难中国的“圣经”。蒋光慈回国后的文学创作，以1927年的《野祭》为标志，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诗集《哀中国》延续了《新梦》中反抗战歌的基调，只是真挚的赞词被沉痛的叹息所替代，革命现实主义的怅惘掩盖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但作品中浸染的依然是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哀中国》创作同期，蒋光慈开始了小说创作。蒋光慈是第一个以革命视角为出发点来从事小说创作并获得较高成就的作家，从其作品中，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领略到革命小说的风采。《少年漂泊者》回答了时代青年的道路选择问题，彰显了在道路选择过程中，革命世界观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因此郭沫若曾言，《少年漂泊者》是“革命时代的前茅”（方铭：《蒋光慈研究资料》）。《短裤党》创作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发生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虽因有报告文学的特点而略显粗糙，但却显示了作家为革命斗争自觉服务的责任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咆哮了的土地》（后更名为《田野的风》）是一部以革命现实主义的笔触，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研究早期农民运动的长篇小说，也是蒋光慈生前的最后一部力作，标志着作家的革命思想已经走向成熟。
蒋光慈不仅在革命诗歌和革命小说方面有着重要建树，而且在革命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蒋光慈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文学具有阶级性：“因为社会中有阶级的差别，文化亦随之而含有阶级性……现代的文化是阶级的文化！”另外，当时很多进步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不甚了解，甚至偏狭地认为当无产阶级成为领导者后会粗暴地践踏和摧毁人类文化遗产。蒋光慈依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表明了批判地继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共产主义者对于帝王的冠冕可以践踏，但是对于诗人的心血——海涅的《织工》、歌德的《浮士德》，仍是歌颂，仍是尊崇！”“整理过去的文化，创造将来的文化，这种责任，也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负担。”这就辩证而有效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建设新文化与继承旧传统之间的复杂问题。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蒋光慈强调革命作家必须自觉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责任与使命，认为革命作家需同时具备“革命情绪的素养”、“对于革命的信心”，以及“对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三项素质，并主张以此作为评判作家是否革命的标准。
蒋光慈不仅从文学创作和理论层面宣扬革命，而且还与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组建社团，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阵地，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拓荒者和开辟无产阶级文艺批评阵地的战斗者。1924年11月，蒋光慈与沈泽民、王秋心等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革命文学团体春雷文学社，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文学刊物《春雷文学专号》，希望能以微薄之力抵抗现代文坛的靡靡之音。1927年，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展开，蒋光慈与洪灵菲、钱杏邨等人成立革命团体太阳社，太阳社的文艺刊物《新流月报》后更名为《拓荒者》，成为中国“左联”的机关刊物。另外，蒋光慈与瞿秋白合编的《俄罗斯文学》成为介绍苏俄文学，传播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经验的珍贵论著，对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建设具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百年风雨兼程，世纪沧桑巨变，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历史的晨烟暮霭，蒋光慈当之无愧是虔诚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战士，是忠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他的创作实践虽坎坷短暂，但却孜孜以求、倾尽一生，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初实绩；他的革命文学理论虽不够系统周详，却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他的革命思想虽留有草创期的痕迹，但他于最黑暗的岁月，呼唤理想，诅咒现实，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已成为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史中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与资源。可以说，蒋光慈是在倾尽一生来实践自身的革命理想，诠释自己的革命信仰。因此，他当之无愧是普罗文学的“师”，是东亚革命的“歌者”，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中不能忘记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