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貌来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一种写作手法，它强调细节的真实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然而，现实主义书写，并非是即兴地、敏感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对人生或社会的还原和再造。现实主义写作，首先体现在一种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是一种文学思想或者一种文学世界观，是一种审美形态的文学价值取向，是作家对于文学之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关怀。
何谓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那就是，要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书写儿童生存的现实状况，思考与当代童年成长休戚相关的现实问题与出路。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除了出生于物质丰裕年代的城市少年儿童，还有数以亿计的中国当代农村儿童的生活现实。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人口流动，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他们是新生弱势群体。文中下帅乡壮族村寨中的留守儿童火龙，就是这幅现实生活图景中的一部分。
应该说，从1999年第一部反映当代留守儿童形象的作品、邓湘子的《山里的阳光》开始至今，20年来，文学领域诞生了不少以留守儿童为题材、以中国广袤农村为生活背景的文学作品，包括报告文学、中长篇儿童小说、诗歌、散文等。然而，当下绝大多数对留守儿童及留守日常生活的叙写，比如《空巢》《离殇》《留守》《小孤舍》《少年阿山》《上种红菱下种藕》《穿过忧伤的花季》等等，往往停留在苦难和成长异化的审美割裂上。
当然，在“留守”的背景之下，这些儿童必然经历变异的成长，孤独心理是影响其精神内核的根本原因。然而，对“留守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和丰富性呈现得不够，对其富有个性和共性的心灵图景缺乏整体的认知，就会导致对书写留守儿童的作品在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甚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精神坐标和审美价值认知不足。
社会转型期间，城市化进程挤压乡村，然而，以儿童视角观察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变革时，其一不能回避苦难与创伤，其二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渲染苦难的简单层面，将丰富驳杂的社会百态纳入儿童文学的创作视野时，应从生命的层次，从儿童的心理，表达对变革时代普通人性的关怀，审美观照普通人身上的韧劲和美德。克服传统的苦难叙事对苦难线性叠加的叙事冲动，也是源自儿童天性的一种明亮的颜色。
为创作这部作品，作家多次赴壮乡实地采访，脚下沾泥，笔下带“土”，在真切感人的生活素材上，用灵动、诗意同时极富壮乡特色与生命张力的细节与文字，生动讲述了壮乡留守儿童火龙的成长历程，为边缘儿童生命的书写贡献了一个理想主体形象，给出了生机勃勃的理想主义的文学表达。而这一文学表达，也体现着作家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理想主义的救赎。
现实与文本之间的超短审美距离，是很容易影响作品的艺术表达和审美表达的。要超越日常化的书写，需要作家的文学功底，给出带有儿童生命本质性的表达与经验。
小主人公火龙从小无母，上小学时，外出务工的父亲又在矿难中去世，奶奶水仙阿嬷把他抚养长大。经济的困窘、生活的艰辛，无父无母的无助，是少年火龙时时要面临的现实，作品并不以乌托邦诗篇进行虚妄的抚慰，书中很多充盈的细节对这种无助与困窘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仅有的一双露着洞的球鞋，火龙只舍得在上体育课的时候穿；打饭时，别的孩子可以吃红烧肉，火龙只能吃两个馒头和一点咸菜，这里有一句非常形象动人的话，“那些荤腥勾着火龙的馋虫，他得很努力才可以把它们打退回去”。个体对于这种生活的切肤经验的书写，让这部作品细腻感人。充满张力的生命意志与精神力量，并不来自于跌宕起伏的变故，而是来自于这种真实、真诚的生命体验与感受。
然而，大山给了火龙们以艰辛，大山也给了他们成长的脊梁。真正的强者，往往能够克服种种的限制，在生活重担的磨砺下，他们往往经历了从稚嫩到成熟的蜕变。年幼时的火龙，还不曾知道生活的艰辛，伞破了后，坚决不肯穿“太过时、太老了”的蓑衣去学校，因为奶奶水仙阿嬷不想花钱买新伞，而和奶奶闹脾气；少年的火龙，却已经体谅到了奶奶的不易。
没有怨怼，也不展示苦难。作家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人生的艰辛，奏响了一曲人生命运的交响乐，但她同时也是坚韧而温和的守护者，她对人世的灯火是永不放弃的。奶奶水仙阿嬷是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一个形象，她倔强、自尊、自立、自强，为了心中残存的希望，也为了给孙子火龙以希望，她不肯承认自己的孩子、火龙的父亲已经在矿难中去世，坚决不肯领政府发的救济金。修水渠家家凑份子，乡亲们怜她孤苦，不肯收她的份子钱，水仙阿嬷气呼呼地发问：“难道我不是村里人？”作家始终保持着对人物的同情与理解，对人性善与美的坚守，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也承继了乡土叙事中“本色、本土、本真”的诗意化建构，由此，这部作品始终洋溢着温厚又明亮的人性关怀。撑竹筏的族中阿爹对火龙的叮咛与期待；中学住校的火龙跑回家照顾生病的奶奶，六叔公深夜骑自行车把火龙送回学校，乡寨的族亲晓得了，一路都开着门，掌着马灯为六叔公照亮山路，“六叔公心里快活，脚下生风，踩得车如有神力，转眼就出了寨子”……大山深处的人情人性，每一种情感代偿都是一股暖流，汇成了留守儿童生活中的美好图景。比较难得的是，作家始终是以轻盈的，以儿童视角来书写成长与苦难，在酣畅淋漓的同时又举重若轻，对少年生命情态进行自在再现。
同时，作家以独特、丰盈、生动的地域文化呈现，指向了一片可以触摸的真实的壮乡大地。文本呈现出了浓浓的壮族式的话语方式和经验氛围，得益于作家对该民族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熟稔，和对壮族传说、神话及独特方言的运用。
值得一提的是该著独特、新颖、大胆的叙事视角的尝试。一共27个叙事视角，以物化人，展现了黑狗、水牛、斗笠、铜鼓、香禾等眼中的大山深处壮族村寨的日常生活图景。叙事视角既是统一作品形象的枢纽，又是显示作家艺术个性与写作立场的手段。从文学审美的艺术趣味来说，叙事视角又与审美视角趋同，如是“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叙事和鸣，对读者而言，是一种陌生化的新奇感受和审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