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看戏确实不少，但是很久没有这类观剧的艺术体验了。2020年或者更早——至今，锡剧《烛光在前》，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戏剧文学作品，是最令我感动的剧场演出。这部作品是江苏常州给当下中国戏剧以及建党百年的厚礼，是罗周对当代中国戏剧文学的又一贡献。

写张太雷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的丰功伟绩，怎么写？罗周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本人的思想的烛照力量和在叙事、结构等方面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把张太雷及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化成精神的烛光，烛光引领着众人，众人又折射了烛光。

于是，这部戏就以母亲，也就是张太雷的妻子陆静华为贯穿主角，既塑造了一位伟大母亲的形象，又通过母亲的“三别”（别女、别儿、别夫），来折射“烛光”的引领。如果非要概括这部戏的故事意象的话，那应该是“烛光在前，母亲史诗”。

作品的叙事结构极有创意和匠心。全剧也可以简化为三个字：“信”“别”“烛”。故事的外壳是一封信，是张太雷的一封家书。第一折“剪信”：陆静华要带二女一儿逃难，所有家当全部抛却，惟独“怀揣泛黄纸一张”。全剧就由这张纸展开，剪去抬头和落款，别有情节，另有用意。这张纸凝聚的正是“烛光”，“烛光”引领着“三别”（动作）。所谓“三别”实际上是“三送”：送夫、送女、送儿——送不送、怎么送、在哪儿送、送到哪儿？过程的展开——千回百转，一波三折，荡气回肠。

在第一折“剪信”中的“别”（“送”），次女张西梅要投身抗日洪流，母亲先是“留”：三层命令“看着她！”“看紧她！”“看住她！”其实也是探测女儿的内心真意，因为她早就料定此女必随“烛光”而去，否则开场她就不会“怀揣泛黄纸一张”了。三番四复之后，她同意了女儿；但去往哪里？不是南京而是上海，那里有你爹爹的伙伴。

第三折“掷衣”，船上“寻儿”“别儿”“送儿”，一场绝佳好戏。情节太独特，母亲的情感也太独特。罗周有很强大的人物“经验重塑”能力，她总会把矿山矿石一样的资源消化熔化之后，压缩提炼成晶体，形成戏剧之核、情节之核、动作之核、意象之核；这个“核”具有极大的艺术能量，之后再艺术化地辐射，如此剧的“信”“别”“烛”。她的另一部作品《瞿秋白》同样是以“舍生取义”的一个“取”字来艺术展开：为什么取、为谁取、怎么取，甚至是“取”“舍”“死”的动作具体样态——刑场。把为了一种信仰而牺牲、献祭的义无反顾和自觉意志（动作），戏剧化地编织、放大、放慢；一个伟大高贵的灵魂被活生生地再现。

《烛光在前》对当今中国戏剧创作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例如如何让主旋律主题性创作，从注重宣教功能向真正的优秀艺术品过渡的启示。好的艺术品应该有“两个伟大”，而只有观念的伟大、题材的伟大、原型的伟大、信仰的伟大，是不够的，还要有艺术表现的伟大。罗周的现代戏作品总能把两个伟大有机地融合起来。艺术表现的伟大，重要的是人的发现、人生的发现、“人间”的发现、人格的发现和人性的发现，这也是作品的精神发现和思想发现。例如该剧腌萝卜的“腌”“熬”“压”“搓”“忍”是“人生一世亦如此”的戏剧化表现。不是堆积苦难，展示苦难，而是直面苦难、迎接苦难、穷尽苦难、超越苦难，于是苦难被提炼上升为史诗。

发现人表现人，难在心理的发掘。把外在冲突内化为心理冲突，把外在动作内化为心理动作。船上的戏就是一场心理戏。陆静华明知儿子在船上，但是又不能挑破。母子背躬唱“再相逢，再相逢，不知是哪一春”。个体命运已被预感，“这条路不好走啊，太雷离家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一天”。但作为母亲总存幻想，她难以承认这一别就是永诀。

“余韵”看似是倒叙，本质上是心理戏；可以看成是全国解放后，她在国庆观礼台上方才得知儿子张一阳已经牺牲，之后的心理。四十句“绣十月”的怀胎歌，罗周用工笔重彩为母亲形体造像，用深情浓意为母亲精神造像，“五月绣得石榴红，腰身笨重小腹隆，吃糠咽菜不敢饿，怕儿肚里嫌娘穷”。这个母亲十月孕育的是谁？18年后跟随烛光前进的战士，为了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这段心理的叙述，平静、坦然、隐忍、悲壮。

锡剧《烛光在前》是试演也是首演，从剧本到舞台呈现，当然有调整打磨的必要，但这不影响它高水平的艺术质量。导演童薇薇的舞台处理和主演孙薇的演唱，可圈可点可展开分析的亮点很多。13年前和12年前两场戏的情景再现，达到甚至超过《红灯记·痛说家史》的经典，孙薇全面的演唱功力得以很好地发挥；演得惊心动魄、勾魂摄魄，看得屏神静气、物我两忘。船上的三人戏和“余韵”的“绣十月”，经进一步加工，完全可以雕刻成现代戏的折子戏。

“余韵”四十句的唱词可能成为中国叙事诗的新经典，不输李季、李瑛、张志民的名篇。可以看出罗周从古典到现代，从民族到民间，从诗经到讲唱，直至清人子弟书的文学贯通积累。

“余韵”，在戏剧结构上也是奇绝的。这是对四折戏的“破”。这种“破”，使“烛光”和“母亲”的主题更为丰厚、丰润、丰满，带来了作品的“象外之象”“旨外之旨”“韵外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