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陪一位作家到常州调研采风，他想表现一下现在的乡村振兴给苏南农村带来的新的变化。一路上我们围绕这个话题聊了很多。不管是哪种提法，农村的现代化、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都是中国农村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话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我们说到了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些先行者，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以及他们的实践和遗产，也说到了欧美、东亚的一些范例和经验。在江南这块土地上，费孝通曾经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研，他的许多学术观点依然是我们现在进行农村建设的重要参考。

由此，我们说到了这一主题在文学上的表现。其实说到底，中国真正的乡土文学是从五四开始的，因此，它的总体氛围与话语模式是现代性的，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大的历史语境中的。于是，它的大主题和总的关注点就是农村如何进步。不管因为时代与社会的原因，这一大的主题是如何分解、变异与具体化的；不管对农村进步与现代化如何理解，对阻碍进步的原因有怎样的判断；不管这进步的方向又在何方，具体内涵又是什么，中国的乡土文学传统传达出的精神就是对农村现代化的思考与探索。

在常州，不能不提到高晓声，这是一个在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家。用现在的话说，他的重要成就就是在那个时代大胆地写出了中国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他笔下的中国农民是有地域性格的，陈奂生、李顺大好像只能生活在江南这片土地上。我们由此就说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的苏南乡镇企业。村村办工厂，那是怎样的一个热气腾腾的景象，现在这一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正是当年的乡镇企业为苏南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的苏南农村，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经济转型，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古镇依托传统文化发展，有的利用地方资源开发特色产业，有的正在打造新型的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有的引入高新技术快速进入现代制造，有的则通过合作成为世界的智慧板块，流连在这块土地，不断让人们惊喜。虽然面貌已变，但苏南人的精神没有变，想到当年凤章、杨守松笔下有关张家港、昆山的报告文学，他们对这片土地和人们的精神气质确实有准确的把握。苏南在变，苏南又没有变，陈奂生、李顺大们都还在，他们的小目标变了，他们的心变大了，他们说话做事的风格也变了，但他们的心没有变，而且越来越聪明。我在与常州的农民和乡镇工作者交流时就说，你们苏南人就一直在“折腾”，在动脑子，你们一直在做高晓声的梦，苏南总会有一代代的陈奂生和李顺大。

高晓声的乡土文学是苏南的，陈奂生、李顺大是苏南的。由此，我想到，中国的乡土文学也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一种风格。说起来，乡土文学是写乡土，写农村，但乡土与乡土不一样，农村与农村也不一样。从文明的发生说，自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了这里的人们只能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获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而且只能是这样的资料而不是那样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讨论更广泛的其他问题。中国农村东、西、南、北的气候、自然地理、民族等都不一样，生产与生活方式也不一样，这些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决定了以它们为表现对象的文学的差异。高晓声与陈忠实不一样，迟子建与范小青、王安忆也不一样。比如范小青的长篇小说《百日阳光》，如果与同时期以北方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比较，它好像不够农村，不够乡土。但是，放在苏南，它又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乡土文学。那时，乡镇企业已经开始转型，农村的城镇化也已经开启，苏南农村正在经历巨大的阵痛，矛盾丛生，可以说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再说到浙江作家哲贵的《猛虎图》，可以说是几十年后对温州模式的一次再写作，又是对当下互联网时代新经济生活的鲜活表现。小说以小城镇为背景，写出了一群年轻人创业、闯荡的故事。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性。哲贵写出了温州人的性格，写出了温商的性格。他们是商界的猛虎。但这猛虎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有着南方人行事的风格和腔调，只是在他们的内心，有着经商的敏锐，有着出手的果断，有着决断杀伐的力量，哪怕一切都在秀气的江南，在温润的水乡与领带裙袂、灯红酒绿、口吐莲花之间。

现在的江南，已经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了。何况，在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的平原丘陵地带，江南原本的村落与小城镇的区别就是模糊的。因此，从空间上说，以江南及江南沿海农村为表现对象的乡土文学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小城镇文学。这样的传统可以一直上溯到鲁迅、茅盾的乡土小说。这种文学空间是对江南乡村政治、文化地理与宗族世系的典型概括。小城镇是乡村关系的结点，是乡村经济的集中地，也是乡村通往远方的跳板，更是乡村自治的中心。江南作家正是通过这样的小镇建立了自己的文学邮票。仅以江苏作家而言，毕飞宇、鲁敏、罗望子、余一鸣、刘仁前等作家都曾先后经营过自己的乡村小镇。鲁敏就是通过“东坝系列”为读者所瞩目。在这个苏中平原的小镇上，人们一方面在土地上耕作，一方面从事着手工业的经营。传统的伦理规范着他们的生活，而社会的新风潮又在不断打开它，改造它。小城镇有小城镇的风土人情，有自己的风物与习性，更有自己的小传统。鲁敏的细微之处就在于对这幽微的小传统的慢慢道来，如同手持一把洛阳铲，一层层地剥离岁月的土壤，见出了文化的积淀和年轮。说到这个话题，不得不说到王安忆。她好像一般不在人们关注乡土文学的视野中，而宁愿将自己作为城市文学特别是上海书写的作家。其实，王安忆创作过大量乡土小说，不说上世纪的，本世纪就贡献过《上种红菱下种藕》《天香》这类作品。《天香》可以归入乡土文学吗？《天香》是写上海的，但《天香》中的上海不是现在的上海。王安忆是从明代落笔的，她要写出上海的成长。那时的上海“大约就和周庄、木渎、柯桥差不多，水网密布，沿河设市”。它就是个小城镇，与周围的农村紧密相连，这是典型的江南格局。在《天香》中，王安忆写到江南的农业特别是手工业，写到了江南的村镇经济，她就是试图通过一个小镇市场的成长来解开一个城市的前世今生，解开一个城市如何从小城镇走向大都市的秘密，而这样的道路不正在当下中国的城乡呈现着吗？《天香》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家对风物与器物的描写。这也是一把解开中国乡土小说宝盒的钥匙，其实真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从居住、农具、工具、家具、穿着，直到器皿、装饰……不同的物的描写对应着的是不同的自然与生产、生活方式。在《天香》中，它们是园林建筑、纺织、木、石、各色精巧的器物、美物、刺绣、书画……以及围绕它们的日常劳作、起居生活与精神氛围和乡规民俗。当然，最重要的是语言，只凭这个，便可以一眼辨别出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

一方面，我们可以沿着新文学的发展溯流而上，寻找中国乡土文学中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寻觅中国农民的精神图谱，感受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理想设计；另一方面，又要在审美多样性上品味中国作家对中国乡村文化的个性化表达，思考他们在中国三农问题上的历史性探索，更要在现实中国的道路自信中深化乡土文学的发展。事实上，是否自觉地认识到当下及未来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对作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以江南沿海而言，沿海建设、海上丝绸之路、长三角一体化，以及长江文化、江南文化和运河文化等一系列规划与理念的提出对塑造这一带的农村以及它们在乡村振兴上的意义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也是我们在传统乡土文学多样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具有地域特点而又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乡土文学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