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既包含对中国农村的社会学审视，也意味着文学想象中的中国乡村，两者或在细节上可彼此印证，或可在视角上相互补充。《梦醒子》（[美]沈艾娣著，赵妍杰译）的性质介于传记与社会学著作之间。借助对山西绅士刘大鹏日记的整理与重述，搭建起一个自清末至抗战结束前夕华北农村生活的叙事框架，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北方农村士绅阶层的精神危机与生活嬗变。面对近现代中国乡村接踵而至的变化，传主刘大鹏虽不能积极参与，但也不墨守成规。《梦醒子》的书末，刘大鹏已从乡村精英变为一个地道的老农。在他身上，我们也可看到传统乡土四民社会的解体与秩序的衰微；甚至也可看到《活着》中福贵的些许影子。要了解传统中国乡村的秩序，绕不开的一本书是《乡土中国》（费孝通著）。费老在这部出版于1947年的社会学著作中提出了中国乡村的“差序格局”，血缘与地缘等人际因素对农村社会造成的诸种影响，都被此书纳入考察范围。书中以“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比喻中国乡土的人际关系与利益网络，直到今天仍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已城市化百年的中国。比学者们谨严的观察视角更加暧昧的是，“乡土文学”这个五四以后兴起的、写实与浪漫并存的模糊概念。“可以称为牧歌型”（夏志清语）的《边城》（沈从文著）是这一文学序列中的杰作，小说提供了作者自称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与鲁迅领军的乡土文学汲汲于对传统中国的批判、揭露不同，《边城》与其所代表的师陀、废名、汪曾祺等作家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诗意又真切的中国乡村形象。

经历过1949年、1976年等时间节点后的中国，其乡村社会已发生根本性巨变。要了解这些巨变，我们仍可求助于文学。《山乡巨变·上卷》（周立波著）体现出作家对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中国农村富于个人化色彩的观察与表达，在普遍关心大时代话题的文学环境中，这种农村书写也许更能保留社会变动中的乡土细节与人性色彩。经历了80年代“寻根文学”对传统中国生活的再次反思，旧中国的乡土也又一次成为文学书写的热点。《活着》（余华著）的问世大有横空出世的味道，作者故意模糊了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伴随着主人公福贵的命运起伏，如王安忆所说，这部小说展示了“人的生存之外的东西一层层地剥落”；而在这剥落的过程中，却将大历史进程对乡土中国的点滴影响化入其中。《白鹿原》（陈忠实著）是与《活着》的时空背景类似，而格局和野心都更大的作品。作者陈忠实不客气地批评：“‘寻根文学’的走向是越‘寻’越远，‘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在以小说对乡土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探索上，陈忠实更像个严谨的编年史作者。小说中讲述的白鹿原历经半个世纪惊心动魄的故事里，我们看得到传统乡村差序格局的影子。“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我们也由白嘉轩的命运窥见旧式乡村的解体与新生。这种跨越数十年的“长河小说”式的农村书写，近30年后又在《有生》（胡学文著）中以更加丰富的视角出现了。《有生》比《白鹿原》多出近一倍的篇幅，用放射性的“伞状结构”，使得昔日与当下村庄的各类人物都获得表达的声音。乡村的价值观念、道德生活与社会结构，既在发生着改变，又仿佛有着回归。但是，毕竟是改变多于回归，有些东西一去不返，乡村在社会生活的位置日益边缘化。《出梁庄记》（梁鸿著）以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身份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的确让人眼前一亮。“非虚构”意味着纪实多于感怀，《出梁庄记》将当下农村的生活境况真实展示于读者面前。乡村成为高速城市化的中国的偏僻角落，农民工们的日子是华丽世界的另一面。作者以严肃的人文情怀和社会学眼光，唤起人们对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迅速边缘化的乡村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