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申霞艳：艾伟的新书《妇女简史》，包含《敦煌》和《乐师》两个中篇。这本书像套盒，《妇女简史》本身又是《敦煌》中女二号周菲编排的舞剧名称。在舞剧中，我们看到周菲对“闺蜜”小项人生的参与、思考和展示。阅读很容易产生一种代入的本能，我们对女主角小项的遭遇感同身受，能从中看到当代女性的根本困境。“简史”修改我们对“妇女”的预见，让我们重新观看当代妇女，观看常写常新的情与爱，婚姻与外遇，既体悟到爱的温暖和残酷，也看到爱的磨难与救赎。《敦煌》和新作《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可谓“三姐妹”，探索侧面展示人物以及人物彼此互鉴的可能。小说中镶嵌着与之同源的戏剧，彼此点亮，戏剧为小说画龙点睛。
《风和日丽》之后，艾伟另辟蹊径，他对叙事方式的探索，小说与戏剧的互融，对经典的互文以及对人性人情的思考达到了自己的新高。我认为他的创作无论是主题还是技艺都给职业化、持续性写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同时敞亮了诸多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话题。
@黄魏越：道德与欲望
艾伟擅长书写时代进程中人在精神深处面临的新困境，《敦煌》展示了欲望和道德的纠葛，女性在不同身份和不同道德标准间纠结、浮沉。文本中小项与四个不同的男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位男性身上不同的特质正好对应着这段关系的特点。而小项锁在红盒子里的日记本是她自己的简史。她记下欲望和骚动，寻找着浪漫和激情。
道德和欲望难以统一，嫉妒和怀疑随着她的出轨如约来到她的婚姻里。她隐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暴力，以此作为对不贞的忏悔和对家庭的救赎，但她换来的只是暴力的升级，而非涅槃新生。在敦煌艺术家的口中，这片荒漠见证的不是双方在无尽的嫉妒和折磨下走向浪漫殉情而失败的故事，随风而逝的骨灰和沙砾刻写的是卢一明因怀疑而对女友生命的残杀。
被欲望压抑，就失去生命的活力；放纵自己的欲望，就遭遇暴力和杀戮——这是女性自己书写的妇女简史，现实中的简史，是在灯红酒绿的欲望中迷失，在激情和荷尔蒙下衍生出对爱的浪漫想象，从而付出惨痛代价的历史。那个代代相传的红盒子，装着不能在公众面前呈现的、女性最私密的情感和欲望，它被打开、被窥视、被埋葬、被挖掘、被传承。爱情、家庭、物质都不是确切、一成不变的，只有红色盒子里的秘史，永远属于她们。敦煌和拉萨都不会让女性重生，不会让爱情成为永不落幕的浪漫神话，妇女简史里有的是在欲望里的迷失、沉浮，又接受惩罚、杀戮的故事。在看似自由的新时代，在追随解放的潮流里，女性是否带上了新的枷锁—— 一套由自己和男性一起打造的、道德和欲望分别锁住双手的枷锁？
@刘志珍：媒介与情节
艾伟的创作不仅旨在“探寻人性内在的困境和不可名状的黑暗的一面”，也将小说看作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新书《妇女简史》所收入的《乐师》和《敦煌》两部中篇小说虽然仍旧延续了艾伟一直以来所偏爱的罪案题材，但其并非案件真相的追踪与解码，而是聚焦于女性成长的痛感，掘进人物的心灵深处，勘探其生存困顿和精神褶皱。本书最为独特之处便是小说的叙事方式，艾伟将新闻报道、书信和舞剧编演等融入小说创作之中，通过各种文体形态的相互糅合和互文性观照，将叙述媒介与故事情节合而为一，在拓展了小说叙事空间的同时，也丰富了小说的言说方式，使小说更能充分地表达错综复杂的人之本相。
《乐师》通过出狱后吕新的寻亲之旅，揭开了吕红梅郁结于心的心灵痼疾，也再现了她生活的窘困与无奈。吕新是吕红梅人生灾难的罪魁祸首，他将年幼的女儿抛入了晦暗的深渊，出狱后的他企图找到女儿以弥补歉疚与缺憾，但女儿的漠然和外孙的疾病都使他倍感无力和孤寂。小说以一则晚报新闻结尾，在交代了吕新去向的同时，也道出了其看似诡异行为背后的逻辑肌理，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敦煌》主要聚焦主人公小项的情感纠葛和生活困境，周菲的舞剧《妇女简史》则与其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言说。周菲是小项悲剧人生的见证者和指引者，舞剧《妇女简史》不仅使小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促使她作出了错误的人生抉择，从而不仅错失良缘，也被迫放弃了已有的事业，抛却了可爱的女儿，独自一人踏上了漫无目的的自我放逐之旅。艾伟对小说情节的叙述运用了大量留白，不论是卢一明女友死亡之谜的真相、生死未卜的秦少阳，还是陈波母亲对小项离开缘由的诉说以及被告知的陈波将会做何反应，艾伟都不曾给予确切的解答，而是经由真相的悬置与省略，使小说充满了扑朔迷离的神秘感，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与沉思。
@郑威容：建构与解构
《敦煌》既呈现被建构的“他者”，同时也解构“他者”。小说的开篇，主人公小项信誓旦旦地说：“我如果结婚，不会和别的男人乱来。” 然而，结婚后的小项，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出轨了。小项的变化，在于她建构了一个“他者”——一个拥有激烈爱情的幸福女人。在这个“他者”的对照下，现实生活中的她，不过是一个重复着世俗生活的平凡女人。而小项对“他者”的建构，又折射出中国以“西方”为“他者”的自我建构。80年代以来，“人的发现”迭起。女性对身体的发现，对欲望的体认，是“人的发现”中重要的一环。然而，所谓“人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学在以西方为“他者”的想象中，对“革命”、对“压抑”的反叛与控诉。具体到小说中，小项对情欲的渴望和开放，某种程度上呈现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下，文学对中国压抑女性欲望传统的反叛。
呈现了“他者”，艾伟又试图对“他者”进行解构。出轨后以为自己拥有了浪漫爱情的小项，在现实生活中陷入被丈夫报复，身心皆伤的困境。多年后，她认为“至于他的思想、品性、为人处世无法在床上完全看清楚，而是需要日常生活”。而呈现了东方醇厚、圆融之韵的舞剧《妇女简史》，则是对纯西方式的、呈现了“个人生命中本能的暴烈和激情”的现代舞剧的反思。进而言之，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当代女性对身体和欲望的探索边界何在？欲望的宣泄与世俗日常如何平衡？西方这个现代化的、开放自由的“他者”，在此受到深沉的反思。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自我”的建构总是需要借助于“他者”。然而，《敦煌》告诉我们，自我却也可能陷入“他者”的陷阱之中。如何平衡“自我”与“他者”，是小说带来的思考。
@钟溪：副线与复调
艾伟的《敦煌》以没谈过恋爱便结婚的小项婚后出轨的情感纠葛为主线，以周菲排练舞台剧为副线，“剧中剧”的结构设置使得小项的婚姻生活与周菲的舞台剧形成具有隐喻意义的对照关系。《敦煌》的叙事流畅，读起来并不费力，叙事节奏与小项和男人们的周旋状态具有一致性，此外，艾伟也是营造氛围的高手，如陈波发现小项婚内出轨后，陡然变快的节奏形成的压迫感以及压抑恐怖的氛围；而小项由这座南方城市的“外来者”变为“出逃者”后，叙事节奏又变得相对舒缓。艾伟的书写是平静克制的，不论是对日常生活状态的描绘，还是对隐秘心理的刻画。
小说的题目叫《敦煌》，但提及“敦煌”时已到小说三分之一处，小项的艳遇情人卢一明在提到敦煌时，眼睛是空洞的。此时的他仿佛不是活在当下，而是过去，而这恰恰揭示了人的生存状态：“我”是无数个过去的“我”的呈现，而人总是带着过去活在当下，颇有纵深的历史感。小项在看了卢一明的信后去了敦煌。却在那里了解到卢一明爱情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在卢一明的笔下，他是殉情未遂，而口述版本却是他因女友移情别恋杀死了她且自杀未遂。“罗生门”般的叙事，使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形成了艺术上的复调效果，而艾伟并没有给出真相的打算，开放式的结局，给小说增添了光亮与可能性。同样，艾伟也没有对其中的爱情伦理关系做出是非判断，他只是延续着发掘人性的方向，让小说人物来冒险。
@陈杏彤：破碎与充盈
《敦煌》书写女性出轨的故事，有一种熟悉感，来自于《包法利夫人》的叙事传统。女主人公小项的前期遭遇无疑是当代的“包法利夫人”——未经热烈浪漫的恋爱就步入婚姻，对爱情满是幻想与憧憬。出于对少女时代没有恋爱经验的遗憾，小项在婚后开始寻找“爱”。她先是遇到单位的韩文涤，在想象中虚构理想型情人、付出爱慕与崇拜，但想象在现实中被轻易击碎。不久，小项在出差期间遇到“花花公子”卢一明，三天的缱绻缠绵使她彻底释放身体，享受情欲。小项和包法利夫人一样经历了两任情人，在当中感悟精神之爱和肉体之爱。不同的是，包法利夫人的情欲和物欲一发不可收而自我毁灭；小项却在两段婚外情中自我成长，更加理性地追求爱情。她在离婚后遇见干净温柔的秦少阳，不堪的过往在此得到谅解，两人准备开启新生活。这一切却遭到前夫陈波的报复性破坏，小项只好回归原家庭，但夫妻间的感情破镜难圆。小项原先是道德卫士，对好友周菲的出轨怒气冲冲，但她后来对爱情、对人性有了全然不同的体悟。而陈波不去纠正童年阴影对两性关系的曲解，这使得他忽视小项的内心想法而后者只能向外寻求温柔，也致使自身走向极端，那些病态行为的背后都指向了他对于爱情排他性和婚姻忠诚度的执念。
“婚外情”一方面充盈了小项的生命，另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家庭的破碎，将陈波性格中的偏执疯狂逼压了出来，但艾伟用现代逻辑将文学经典进行了新编，无意讨论“婚外情”的道德性。故事的结局是开放的，小项的人生自然充斥着“罪与罚”，但“爱”并非只能通向“穷途末路”，她也有资格通过忏悔来实现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