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在边防连队向党旗宣誓，眼前闪回电影《党的女儿》《上甘岭》里党员的光辉形象，为完成党的任务，不惜牺牲一切，勇于斗争，永不叛党。当我进入电影圈做编剧工作，求教林杉先生，他告诉我，为写《上甘岭》电影剧本他曾两次赴朝，采访57位指战员，近200天与战士们同吃同住，钻进上甘岭坑道，坑道里只能驻守一个连，主角就是连长。有人要求电影中要写中朝两军最高统帅，都被他拒绝了，甚至美军方面连一个少尉都不写，集中笔墨讲述张忠发连长带领全连克服困境坚守阵地，利用坑道战击败美国联军现代武器的进攻。他说，电影不是流水账纪实，不能把史料当艺术，要到生活中找到完成主题的人证，在正常中写反常，在平凡中找非凡，写好志愿军英雄们守阵地的感人故事，编剧要有坚守真理的勇气。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更加缅怀林杉等一批老编剧，在创作党史题材电影方面，他们留下了《开国大典》《南昌起义》《大决战》《赵一曼》《红色娘子军》等一系列经典之作，书写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虽然他们不能与我们共同庆祝党的百岁华诞，但他们讴歌党的电影却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他们对党的深情永远拷贝在影片中，播种在人们心灵间，他们从党史中汲取人物和故事，用剧本传承红色基因，为中国电影编剧开拓了方向。
题材无禁区，作家有立场。我创作的电影《蒋筑英》获得了1993年国家政府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编剧奖。从此，我以祖国杰出人物和优秀党员为创作目标，将人民喜爱的共产党人搬上银幕：乔安山是雷锋精神的忠诚传播者，他在电影公映后，56岁入党（《离开雷锋的日子》）；孔繁森两次援藏，捐躯高原，被誉为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人”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生死牛玉儒》）；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他把对于党的信任和忠诚，融入到国旗的设计之中（《共和国之旗》）；崔福顺是吉林省延边和龙县农业银行的储蓄员、勇斗歹徒的朝鲜族女党员，其见义勇为收养烈士遗孤的事迹传为佳话（《良心》）；为中国夺得首枚奥运金牌的英雄许海峰，他是党的十三大代表(《许海峰的枪》)；全国法院劳动模范、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女法官尚秀云，挽救了上百名失足少年，家长和孩子亲切地称她为“法官妈妈”（《法官妈妈》）；邹碧华是新时代“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邹碧华》）……
我之所以坚持创作共产党人的形象，是因为这些被群众爱戴的共产党人的事迹与品格让我激动，让我感动，让我一次次产生创作的冲动。蒋筑英是光学专家，创立了光学检测中心，他是中国光学家王大珩先生的弟子，懂五国外语，可以用法语朗诵居里夫人的诗歌。但是，他年仅43岁病逝，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入党问题，是死后追认的共产党员。我怎能不为之扼腕叹息，这样一位燃烧自己、照亮光学事业的科学家，应该让他的精神照亮中国银幕，我含泪写就这一剧本。
写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一切戏剧的本质是人物关系，人民群众衡量我们党员干部时就用一把尺子：是替自己捞好处，还是为群众办实事。这就涉及到执政为民的宗旨，是侵害人民利益、贪污腐败还是为民排忧解难。特别是党员利益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卓见人物的党性。例如身患癌症的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他一心想着奶农饲养的奶牛所患的乳腺炎，他知道患乳腺炎的奶牛会影响产奶量，少产一吨奶，农民就要少收入1700多元。这些源自生活的真实细节，像铆钉一样焊接着党和人民的关系。
来自山东、在阿里高原援藏的孔繁森，身为厅级干部却背着药箱，给藏区牧民送医送药，为收养两位藏族孤儿，他三次卖血。逝世后儿子为他收拾遗产，只有8元6角钱，但保留了一箱子藏民送的上千条哈达。我访问了他身边的亲人，大哥孔繁华说起他卖血的事情，止不住泪水往下流：“知道繁森卖血，俺家里寄几个钱去，也不能让俺兄弟卖血啊！”
写好共产党人，要用好用足一个“情”字。写英模人物，要拿起情感之铲，挖掘人物的情感世界，挖掘党员与群众心连心的鱼水深情，以人生情、以情生戏、以戏树人。
情在哪里？首先要知道党员在哪里。党员在群众中间，党员不能脱离群众，写好党员形象，作者必须要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采集党员播撒在人民群众中的情感记忆，像蜜蜂采蜜，把党员和群众的情谊聚合起来，形成戏剧性情感的聚变，自然打动人心。
当少年犯罪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时，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无数稳定的家庭构成我们的和谐社会。我在北京市海淀法院深入生活的日子，跟随尚秀云法官多次去少年管教所，看望那些经她审判过的失足少年，给服刑的少年寄去生日贺卡，这位女党员博大的爱心感动了失足少年和家长。电影《法官妈妈》在少年犯管教所放映时，400多名少年犯感动得落泪，有人拉着尚秀云的手说：“如果我出去了，遇到你这样的法官妈妈，我的前方就是阳光。”法庭无情，法外有情。电影在国外放映，法官妈妈的形象展现了中国对未成年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六字方针，深受国外法官的赞赏。
写好共产党人，要敢于去伪存真道出真相。雷锋精神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体现。雷锋22岁永远离开了我们，都说他是因公牺牲。雷锋班的四位战友向我讲述了乔安山开车意外致使雷锋去世的真相。要不要写出这个真相？当时有人反对表现雷锋因车祸而死，一是怕影响雷锋的光辉形象，二是怕颠覆了此前因公牺牲的宣传。调查研究给了我撬动真相的杠杆，实事求是给了我创作的勇气。我大胆揭开了雷锋因车祸牺牲的事实，新闻电视没做到的，电影做到了。结果观众看到了真相，反而更加敬佩雷锋，剧作的真诚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同。
电影《黄克功案件》取材于延安高等法院刑字第2号案件， 1937年10月，红军干部黄克功在延安逼婚杀人，公审判决并依法执行死刑，体现了我党不搞官贵民贱、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作风，此案作为党史、军史和法治史的经典案例，之所以尘封多年，皆因对红军干部开枪杀害女学生刘茜这一恶性案件的表现有所忌惮。电影敢不敢面对历史，能不能反映法律制裁特权的审判？当我在中央档案馆看到毛泽东亲笔给审判长雷经天回信，不予赦免，执行死刑。并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我有了书写的勇气，从严治党、依法治军是我党领袖的一贯意志。我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请求中纪委、最高法和最高检的领导帮助审看，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终于，电影《黄克功案件》在2014年中国首个宪法日于人民大会堂首映，审判长雷经天和公诉人胡耀邦的形象永存党史电影中。任何创新和突破都是向旧观念的挑战，写共产党人题材更要有不怕牺牲、攻克堡垒的劲头，才会创造出新颖的、不落俗套的故事。
写剧本要创造前所未有的“这一个”，只有走近他们的情感领域才能发现共性中的个性，才能找到震动编剧自身和观众的戏剧因子，才能感受那金子般闪亮的信念：“为了祖国的光学事业，我只能一支蜡烛两头点。”（蒋筑英）“生命一分钟，敬业六十秒，这就是我的活法！”（牛玉儒）“人的最高境界是为别人，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是为人民服务。”（孔繁森）“别人不信我不能不信，别人不学雷锋我不能不学！”（乔安山）“国家强大，国旗才伟大。”（曾联松）“不是一碗水端平，两碗水都要端平。”（雷经天）“人生如同出膛的子弹，瞄准目标，脱靶的子弹是失败的人生。”（许海峰）……
共产党人也是人，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也是血肉之躯。雷锋、孔繁森都死于车祸；蒋筑英、牛玉儒、邹碧华被病魔击倒。但是，他们服务人民的信仰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正在于：永不背叛对党的誓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们不欺负老百姓，为百姓办实事做好事。我因为写剧本向他们靠近，探知他们精神世界的矿脉，创作出有别于新闻史料的生动鲜活的角色。我为自己也是一名党员而自豪，为能在电影中创造他们的形象而欣慰，为这些电影能受到大众的喜爱而欢喜。
写好共产党人，必须敬畏党史。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建国大业》是我做了多年全国政协委员有感而发的创作，依据1948年毛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发表的“五一”口号，第5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我站在城南庄旧址，顿时感受到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政治魄力和伟大胸怀，共产党要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建立全新的政党制度，在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吹响建立新中国的进军号，只有召开政协会议，才能完成协商建国的大业。我作为政协文史委员向全国政协领导报告创作电影《建国大业》的想法，剧本得到全国政协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我和陈宝光编剧的《建国大业》授权许可制片单位拍摄，上映后引发全民爱国热情。
但是，有人批评影片有歪曲史实的地方。比如，解放军一个连长不认识北平城，说成是“地主大院，手榴弹还炸不开，要求火力支援”，团长认出是北平城，遂向上级报告“突击团打到北平城下”。众所周知，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我军距城5公里围而不打，那位“用手榴弹炸不开，请求火力支援”破坏京城古建的解放军连长，纯属虚假历史。这不是我们原剧本的情节，我反对借商业目的而调侃戏说历史。党史是血染的基石，不是手里随便捏玩的泥巴，只有敬畏党史，尊重党史人物，才能怀有感情去创造感人形象。
以史为鉴，不忘初心。这是我写共产党人电影的初衷和目标，让光影艺术成为连接群众心灵温暖的丝线，让杰出的党员形象架起沟通党群之间的桥梁。在庆祝建党百年学习党史的热潮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前不久，我耗时15年写就的《邓小平小道》，作为国家扶持资助的电影项目已于今年拍摄，写作期间我曾3次去南昌市邓小平劳动的车间，找到与邓小平同劳动的工人采访。
如何让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走向世界，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中，用新方式、新手段、新视野、新故事，塑造好能够在全球传播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将是中国编剧亟待解决的课题。
在外国大片愈发眩晕夺目的镜头不断冲击中国电影市场之时，有人问我，讴歌共产党的电影有生命力吗？
我想以一首歌的历史作为回答。那就是曹火星在1943年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抗战歌曲从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开始传唱，唱遍晋察冀，唱响全中国，成为脍炙人口的颂党第一歌。然而，熟悉的歌曲背后是陌生的故事。5年前，我们得到曹火星女儿的授权，在京津冀采访了所有熟悉他的人，得知曹火星的哥哥曹岱是国民党，后来败退台湾。我和张佑晨编剧、丁小明导演的电影《让这首歌作证》已经完成，民声所唱，民心所向，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选择了“辛劳为民族，一心救中国”的中国共产党。这首歌唱了78年，成为世人共识的真理之歌。《让这首歌作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面脱贫，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我们要像曹火星那样坚信党，讴歌党，在百年苦难而辉煌的党史中，汲取不竭的创作源泉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