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披诺奖光晕的莫言和高居销量榜首的余华先后出版了小说，他们都曾以形式张扬的先锋小说而知名，如今淡去前期的狂欢、极致、颠覆，变得冷静、节制。年事渐高的作家似乎在探索自己的“晚期风格”，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为处于世界之中的人们说点什么。
阿恩海姆认为“晚期风格”与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带来审美知觉上的整体性和均衡感有关，萨义德则认为“晚期风格”是一种带有反讽意味的阐明和戏剧化，前者侧重于技术的成熟，后者则更接近儒家君子观念中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仁勇之气。从先锋浪潮中走过来的莫言和余华最新的小说在叙述上偏向保守，故事背后的阐明和戏剧性依旧保有先锋内在的锐利。
《晚熟的人》中叙述者由前期小说中的 “我奶奶”变成了莫言自己，故事的叙述空间也由以回忆和想象为主的历史转换到作者实在生活的“非虚构”当下，此时的莫言褪去了浪漫的诗意笔法，更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者，用质朴的文字絮絮叨叨着他的人生经验。感性的挥洒变为理性的审视，戏谑的俏皮话、“狂人”的自白、当下的新变在莫言笔下出入自由，字句间不免揶揄，语调却始终节制冷静，以一种“上帝之眼”观看着人世间复杂的生命。清醒的觉知与冷峻的笔法容易让人想起鲁迅。鲁迅把自己列入“未必无意中不吃了几片肉”的“吃人”者，幽暗中深沉的光刺痛了他人也刺痛了自我。莫言则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较为理想的作家形象，将批评的锋芒主要指向自我之外。
莫言创作丰富，复杂的文本令批评家尽可选择不同的方式和关键词建构批评的历史，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民间资源等，都是解读莫言小说的面向。莫言在与王尧的对话中称从未想到用小说来揭露、鞭挞、提倡与教化什么，只专注于作家自我个性的觉醒。文学史的较高评价与莫言的自我定位之间的张力，在《晚熟的人》中以一种悖论式的暧昧方式呈现。
莫言的“返乡”叙述，褪去各式“故乡忧郁症”，冷眼静观这瞬息万变的当下人间，警醒着读者人世与生命的复杂。《红唇绿嘴》《晚熟的人》中莫言将自己与乡人并置，以衣锦还乡的自己的“晚熟”对应把握时机和网络、顺势发财的乡人的“早熟”，感慨自省之余，言外的君子不为的鄙夷也自在其中。《左镰》里再现的铁匠唤起了《透明的红萝卜》里的懵懂纯情的黑孩形象，平实的语言和节制的叙述又把读者拉回现实残酷的农人生活，莫言悄悄隐藏着自己的情感，静观中夹杂着真诚的怜悯。《火把与口哨》中，莫言再次回溯了历史，写的同样是“文革”中的悲剧，焦点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转向人与自然。三叔与三嫂因口哨相爱，物质匮乏但生活幸福。三叔后来因瓦斯爆炸遇难，儿子清泉被“大黄狗”叼走。三嫂悲痛欲绝，令人想起从晨起到暮落在河边哭诉阿毛的故事的祥林嫂，她多了几分果敢，燃起火把，夜闯狼窝，杀了母狼和幼崽。生命何其复杂，人性善恶，天道自然，远超我们有限的认识，唯有保持警醒的知觉和对生命的敬畏。
莫言的“晚熟”使其更深刻地理解个体的有限和人世的复杂，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更多是唤醒自我内在的反省，正如儒家思想的初衷是自省，内修仁德，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内心隐藏着先锋意识的莫言未能成为理想中的谦谦君子，冷静背后不自觉的怜悯和反讽透露了“不合时宜的晚期风格”。
余华的写作初衷较为纯粹，《文城》重回熟悉的南方小镇，化用江浙民间“典妻”旧习管窥《活着》之前的历史，满足“百年书写”的愿望。余华说故事的笔法熟练，洗练舒畅的文字美和纯净的情感基调有种历尽人世后的返璞归真，林祥福对妻子的爱护和寻找，小美与阿强之间的不离不弃，林祥福对溪镇的誓死守护，亲切和温情一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读者不禁为纯美浪漫的故事所打动。但为批评家质疑的诸多细节，如情节的单薄、人物的脸谱化、善恶是非的过于分明似乎远离了文学内在的复杂性。余华不想重复自己，如一个有野心的斗士用文本开辟一条通道，一边是已知的故事，一边通向敞开的未知。
余华在访谈中自曝《文城》是20多年前就想尝试的浪漫传奇，参照西方浪漫传奇的基本结构模式（骑士为了追寻典雅之爱，出外寻找出走的女士，一路伴随冒险和争斗，最终取得胜利），《文城》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上都不背离基调：林祥福偶然遇到小美，生活和谐——小美出走，林祥福寻找小美、斗土匪——林祥福“人落”归乡时与小美“相遇”。林祥福集财、德、智于一身，已为人妻的小美清秀善良，土匪张一斧残暴凶恶。这是一个古老的主题，它的存在并非单向的道德劝善或戏剧性愉悦，我们也不会单纯地质疑古老故事的合法性。带着自己的问题，余华借用这个模式，用一个人和他一生的寻找写出了他想象中的汹涌的历史时代和时代中个人的命运。
或许余华本意想写一个清末民初的传奇故事，以一个遥远年代的浪漫爱情来唤起勇气、忠诚、荣誉等美好的情感及对历史的想象。有意味的是，余华写完寻找的故事后，以《文城·补》的形式将“可写的”小美部分交代清楚，事出有因，善恶果报，未来可期。推测原因于事无补，不论余华为寻找合适的结构费尽多少气力，最后的“补”的确消除了故事更多的可能性。余华处在矛盾中，一方面是美善的伦理道德，另一面是意识到这种道德的虚空。余华没有将林祥福和小美的爱情理想化，他并未回避林祥福的生理、精神需求和小美的现实身份，林祥福对爱的寻找中夹杂着执拗和自我发现，小美和阿强的愧疚无法掩盖蓄谋的欺骗。结尾十几年后西山的相遇更像一种无言的隐喻，浪漫或许存在，但与他人无关。
盛名之后，小说将向何处去？莫言和余华都在用作品尝试趋近这个永恒的难题。两者处理的主题和风格不同，叙事也各有所失，突破自我和批评的限制、寻找新的叙述可能则是莫言和余华的共通之处，也是其不失为持续探索的先锋作家的一种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