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的“90后”读者而言，先锋作家已然从轰轰烈烈的中年开始走向晚年。先锋作家在变老，先锋却始终面对无边的挑战，它永恒的实验性需要作家保持“新”的状态。新老之间，先锋作家如何应对？是顺应时间的发展自然老去，还是突破时间对人的老化重获新生。时间对成熟作家的发酵变得缓慢起来，这种独特性使煌煌走过40年的先锋作家的当下发展让人充满期待。我们不知道先锋作家的归途，但是可以做一番期待。

以《文城》为例，这部新作恢复了作者的写作信心，却辜负了一些读者热情的等待。在这部作品里，余华将时间往前探，用过去解现在之谜，在他人往事里展开自己的序章。这种想法很奇妙，却容易将人困住，困在那些我们并不了解的时代。先锋作家迷恋历史，对他们而言，历史过去了又没有过去。余华说，“百年书写”是他们那一代作家的抱负。这种抱负很多作家都可以幻想，却鲜少能付诸实践，它需要过来人的体悟和超越性的思想才能够真正有所触及。从这个层面上看，为完成“百年书写”的《文城》可以称得上余华的一部晚年写作。创作这种带有总结性质的作品是成熟作家的优势，相较于后来者，他们过来人的身份更有资质去解释历史，这也是为什么余华能够用暴力叙事打开通往“文革”的大门。但是，当他依凭历史回溯更遥远的时代，说服读者相信就不太容易了。在余华虚构的“文城”里，他并举一个人的往事和另一个人的序章，用“正篇”和“补篇”分别安置。“补篇”的存在实际上具备了“正篇”的地位，它从一个独立的平行时空慢慢作为交叉时空嵌入“正篇”，以一段插曲决定了小美、阿强、林祥福凄美爱情的结局。我们一方面佩服余华对故事的把控，另一方面会对偶然的“命定”产生诸多疑虑。这种一遇误终身，执著于过去的林祥福很像无法摆脱历史书写的余华，深陷时代洪流。时代的际遇成就人，也限定人。带着对余华的期待进入《文城》会明显感受到他写作的不自由状态。那流畅的语言、巧妙的构思、感人的温情、冷漠的暴力依然是熟悉的笔法，却像极了困在自己时间里的“围城”。主人公林祥福，他为寻找“文城”而离家，却在故事的走向中实际上一步步放弃了“文城”，最终踏上归途。无论“文城”是否存在，林祥福都太轻易将自己的历史交出去了。被历史的围困使余华的作品始终带着一个特定时代的印记。告别大开大阖的形式革命，“文城”偶然化的处理方式无力安放由外向内收的历史，也很难让人理解林福祥“纯洁到极致”的力量所在。江南水乡困住了情节的展开，本地的小美、阿强和外来的林祥福都被束缚在故事的叙述里，在来回的寻找和躲避中显得局促、拘谨。余华的故意为之，使“文城”带有一点“设计感”，故事中的人物也因此变得过于轻盈。重要的往往不是时间本身如何，而是人如何记住时间。围绕在三个人之间的故事很难让我们相信是因为爱情，虽然故事很美，但是《文城》欠读者足够的理由来支撑他“往事即序章”的宏大愿景。

触摸历史很难，但不失为留住时间的一种方式。相较于凝固的历史，在流动的现实中把握时间更难。“90后”读者与先锋作家面对当下现实各自发出不同的声音。我们没有过去沉重的包袱，但对于享有辉煌的人而言，一旦无法摆脱现实的束缚便意味着走向衰老。这种衰老不仅是成熟果实的掉落，而且是强大生命力的萎缩。曾经的形式革命是一份历史的馈赠，也是一块历史的巨石，压上身上的过去使先锋作家的现实书写带着双重挑战。

一直以来现实流动向前，人在时代的裹挟中滚滚前行，《晚熟的人》选择回溯现实，这种“二次面对”让我们看到时代与人的另一种可能。在12篇作品中，莫言有意放慢自己的步伐，作者莫言带着叙述者“莫言”重返高密东北乡，用反观自省的方式介入故事的叙述。在真假现实中，熟透了的蒋天下，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摇身一变的网络“高参”，同乡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塞叶……奇形怪状的人开始重新装点高密东北乡，而变化着的故乡也因他们的存在仿佛置身于另一重时间。人是时代的镜子，折射了时代的弊病，在这些人演绎的“晚熟”状态中，那些需要刻意回避的成熟和突如其来的反常成为新的“时间一种”。整体看来，所谓“晚熟”，其实是病态的“早熟”催化的结果，代表着一种非自然状态下的成熟。《天下太平》里的鱼相就是人相，畸形鱼隐喻了这种成熟。作为“90后”读者，置身《晚熟的人》时常恍惚，在莫言夸张的笔法中感受到若有若无的真实。这种真实来自人物与现实高度贴合下自然流露的距离，带着问题的距离感。“二次面对”变成了时间错位下的对话，它们既是时间的真实，也是问题的真实。随作者放慢的脚步浮现的还有被历史刚刚遗忘的角落和角落里尘世的宁静。革命、国家、现代，那些宏大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淌正在变得模糊，普通的人性有机会发出微弱的烛光。从蒋天下到蒋二再到蒋总，从弱者到斗士，从“文革”荣辱到网络高参，从普希金叶赛宁到金希普宁塞叶……这些都是被时代扭转了命运的人，命运在现实的张力中再次被扭转。当他们不用被波涛汹涌的历史放大，回到历史缝隙里的尘埃时，那种状态更让人深思，宛若时代的“弃子”。无论是叙述者“莫言”参与的“晚熟”，还是作者莫言反思的“晚熟”，都是现实一种。现实的两面性是“90后”读者的眼光无法看穿的，它们让走向晚年的先锋作家多了一种书写的可能。莫言的重新返乡是想做一个“晚熟的人”，这种在现实中看历史，慢慢看，仔细看，回头看，代入自己来看，是一种很好的回归方式。

代际差异的存在或许是一把尺，它不一定标准，但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度量先锋作家的“新”和“老”。超越度量范围之外的地方，亦可以借助先锋作家的成熟之眼获取审美体验。时代与人从不孤立存在，现实是二者永恒的黏合剂。无论是持续实验，还是转型回归，先锋作家都需要放慢步伐，耐心地打捞。唯有经过打捞的现实才经得起细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