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莫言出版了他的新小说集《晚熟的人》，这是继获诺奖（2012）之后的新作。余华刚出版了长篇《文城》，离上一部《第七天》（2013）也八年了。多年的职业阅读生涯使我明白一个道理，作家写作是处理他所面对的时代环境和他关注的既定的问题。而阅读却完全无法预测，读者是各行各业的，阅读心态也五味杂陈，阅读时间更是从作品发表到无限的未来。但大家有一点是默契的，无论何种年龄的读者心里都对莫言和余华的“八年抗战”有更高的期待。

写作是冒险，完全可能把此前积累的名声败坏，真正的作家不是为了捍卫名声，而是为了捍卫写作、捍卫自我。《文城》一如既往好读、简洁，不同的是早期解构的余华努力“建构”。在爱情备受质疑的当下，余华塑造了“痴男”不“怨女”，千里寻“妻”的故事，中间夹杂着余华迷恋的暴力：土匪与商会、市民的血腥斗争。余华不善于写爱情，《文城》让我进一步确信这一点。粉丝之众让我怀疑是否存在一种“余华式爱情”？

《晚熟的人》的“晚熟”估计会成为当下的高频词，晚熟既可以通向大器晚成，也可以成为自卫的借口。《左镰》《晚熟的人》等作品中，莫言大量使用了叙事空白，他将语言的近亲繁殖发挥到极致，却十分吝啬地对待故事枝条的散漫伸展。叙事中莫言将自己作为人物置入叙事过程中，与“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人”遥相呼应。调头“寻根”也是创新，当代是流动的。 ——申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