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唢呐的声音里，究竟蕴含着什么？

之所以对唢呐的声音感兴趣，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声音里似乎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意味。在中国北方的乡村，唢呐很常见，民间不叫唢呐，叫“喇叭儿”。我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就发现，这种所谓的“喇叭儿”很独特，说独特好像还不准确，是奇特。一般来说，无论中国传统的丝竹，还是西方的管弦乐器，就表现的情绪而言，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鲜明特征，在一首乐曲中充当的“角色”也很明确，比如筝或笛子，再比如阮或管子，西方的铜管乐器或小提琴大提琴乃至竖琴也如此，它们所表现的总体上都是朝着一个指向。

唯独唢呐，不是这么回事。

我插队时，附近的村里也有响器班儿。但那时的响器班儿都是业余的，没事的时候该种地种地，有事了才拿上乐器，凑在一块儿吹吹打打，而且大都是多重身份，哪村的谁家有事请去了，就是响器班儿；去公社参加文艺汇演，就是宣传队；赶上有大的庆祝活动要扭秧歌儿，跟在秧歌儿队的后头就是伴奏的吹鼓手。但那时我就发现，唢呐这种乐器很有意思，宜喜宜悲，好像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它。谁家娶媳妇，唢呐一吹，喜庆的气氛一下就挑起来，有时主家的酒饭好，吹唢呐的吃喝美了，一高兴还能玩出一串花儿来，模仿人的笑声简直惟妙惟肖。但如果谁家有丧事，出殡时把响器班儿请去，唢呐又能把曲子吹得呜呜咽咽，听上去如泣如诉，有时情绪起来了，吹得就如同女人号啕大哭。

所以，我这些年总在想，这种乐器真是太神奇了。用今天时髦的说法，如果别的乐器都是“本色表演”，那么唢呐就是“性格”，它应该是“性格表演”。

真正对唢呐有新的认识，或者说有新发现是在几年前。当时我去当年插队的地方挂职。我每天住在办公室，窗子正对着一个公园。在这公园的湖边，有一个小广场，每到晚上就会有很多人来跳秧歌儿舞。这种秧歌儿舞很像中国北方乡村的“花会”，每个人都把自己装扮成民间故事中的角色。这些伴奏的乐手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本事，在笙的配合下，能吹出一种独特的风格，说风格似乎还不完全，也包括韵味，而且是一种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带着泥土气息的浓郁韵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乐手不论“俗”“雅”，都能把这些原本风格各异内容也完全不挨着的曲子衔接起来，注意，不是生拼硬接，而是按着旋律的曲调有机连在一起，自然而然，如同流行歌曲的“串烧”。这种被他们重新演绎之后的“串烧”曲子，再吹出来，就完全熔化成属于他们自己的韵味了。

我挂职这三年，每晚就是听着窗外的唢呐声过来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些乐手把这些曲子吹成这样，这件事应该没这么简单。从当年的响器班儿吹红白喜事，到今天，他们能把《梁祝》和《猪八戒拱地》放到一起“串烧”，而且还能烧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味道，这也许恰恰说明一个问题，用唢呐吹出的曲子也是一种语言，而且是属于乡村的，且属于乡村的人们经过多年积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我发现，这种语言也有属于它自己的修辞。

我插队的时候曾出过几期河工，但1976年秋天的那一期，应该是最苦的一次。当时刚刚发生唐山大地震，我插队的地方离震中只有几十公里，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所有的河工就只能住在工地附近的“地窝子”里。每到晚上，旁边一个村庄的村边总有一个人在吹唢呐。唢呐的声音穿透力很强，而且能传出很远。这个人吹唢呐的水平显然不太高，但听得出来，声音里含着一种悲伤。后来听人说，这吹唢呐的是个哑巴，他喜欢村里的一个年轻寡妇，可又说不出来，这次地震，寡妇被砸死了，这以后，每到晚上，他就在村边吹唢呐。没有人知道他是跟谁学的，好像就这么无师自通地会了。问题是，他不光哑，也聋，可他却能把唢呐吹成调儿。我把这件事对这个朋友说了。但这朋友坚决不信。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把这事对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说了。这医生听完想了一下，告诉我，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人虽然丧失了听力，但他吹唢呐时，唢呐的声音可以通过头骨的振动传递给大脑，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经过耳膜振动，大脑却可以从另一个途径感知到这个声音。

我认为，无论这哑巴能否听到自己吹出的声音，这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吹，这时，这支唢呐也就成了他的嘴，他是在用这支唢呐说着自己想说的话，这就够了。而且，他当时肯定会想，他这样吹唢呐，那个死去的年轻寡妇能不能听到也已经无所谓，他只是想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

这就要说到“腔调”了。我为自己小说寻找的“腔调”，一直是两个层面，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的。其实要为小说真正寻找到一种“腔调”，并不是简单的事。它或许更像交响乐。交响乐与我们中国传统音乐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单一旋律，而是一种“复调”结构，也就是说，它是以诸多的“腔调”形成的合声关系，再通过对位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明白了唢呐的声音，也就在我的“复调”中又寻找到一个声部，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部。

所以，“复调”是形式，也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