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目前在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纪工程”，叙事类作品是两项“工程”中文字量最为巨大、能产性最强的部分。作为人类基本的表达方式，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体裁都有叙事的成分。除广义的故事（神话、传说、故事）外，有韵文体的相当部分（如各类史诗、叙事性歌谣），韵散、说唱结合的曲艺、小戏也以叙事为主要表达方式。从各地汇集而来的民间叙事性文本浩如烟海、林林总总，都带有方言性、民俗性等各种地方性特征，加上地域的阻隔和时间的间隔，其地方性叙事对文本的任何一个接受者而言都会形成“陌生化”的接受情态，这也是目前各地《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文本编纂者在做文本注释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瓶颈。

随着越来越多的口头叙事性文本进入视线，通过方言注释和民俗疏解，编纂者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中不难发现叙事是有类型的，是有套路的，或者说叙事是有规则的。近一点说，同类叙事性文本的不同人、不同时间、不同状态下的讲述或演述，发生张冠李戴、枝节错陈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就有了相似度较高的所谓“异文”（民间叫“版本”），但对于异文而言，小异不过是传播过程中“万变”对其“宗”的再度丰富；远一点说，同类叙事性文本在远距离的异地出现，或长时间中断后再现，变的样子或可能很大，也可能基本不变，造成这种“相似性”的原因是什么？学术界通常给出两种解释。其一，传播造成了叙事套路不变或少变，其二，近似的生活、耦合的人性、接近的思维造成叙事的类型化或模式化。

笔者在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福建卷》时，发现尽管方言差异、山河阻隔，却并不妨碍故事可以实现远距离的相似性讲述。这种相似性或是传播所致，或是思维耦合所致。闽东罗源县有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一个退休宰相狠心把顶撞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跛脚的人，做了“跛脚”人媳妇的相爷之女派丈夫给母亲庆生，母亲捎两块“黄（金）砖”让女婿带回，女婿嫌重就丢弃了，遭到妻子责怪。“跛脚”说他在一荒岛上看到过许多这样的金砖。因妻子待产，“跛脚”只身一人赴荒岛搬“砖”，金砖搬回见到妻子已生下一子，人财两获的夫妻拟以金砖建造大厝。“跛脚”试图将其建得跟岳父的相爷府一样大，就跑到府上用手丈量中柱，相爷知情后嘲笑他，事后跛脚女婿造出规模与相府相同的大厝，请来相爷夫妇吃酒席，相爷羞愧难当。闽南华安县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靠自己建大厝》：员外问女儿将来靠谁生活，女儿说靠自己，员外嫌其口气大，遂将她嫁一穷汉，穷汉种地时每天捡到一块黑金拿回家垫台阶、垫桌脚，妻子认出是乌金砖，以其换银建起大厝。丁乃通先生将这个故事归入923B型，其情节单元是（1）一个高贵人家的少女与家长意见不合，嫁给一个穷人家的男子；（2）她的丈夫从来不懂得使用金银而把它当作石头对待，她劝他不要那么做，他说深山里能找到大量的这种东西，于是夫妻上山将宝贵金属带回家；（3）致富的女婿使势利眼的丈人和亲属在宴会上丢丑（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86）。艾伯华将其归入193型“千金小姐”，母题有（1）富人把口气大的女儿嫁给一个穷人，（2）穷人变富，姑娘的话应验了（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36）。艾伯华列举的此类故事来源并不包括福建，说明不同地域《跛脚娶亲》型故事与所有的穷人意外获宝得福的故事走的是同一个叙事线路。

在我看来，一个有心的叙事文本编纂者所要做的工作，并非仅仅是将故事按照《大系》体例给出的分类笼而统之将本地叙事类作品统在一起、疏通字句、注疑释难了事，他应该是叙事规则的发现者和总结者。哪怕故事编纂中没有时间和精力进一步寻求叙事性文本的程式或套路，至少要把同类作品相似性的地方记录下来。面对大量的叙事性口头文本，求异与求同不可偏废。民间文学作为口述文化现象，它的创作和接受，要按文化表述的固有轨迹进行。其实，文化就是表述本身，表述有地域性的差别，也有跨地域的共性。二者都需要得到关注。维柯在其《新科学》中说：“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的一致的观念必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所谓“天同此意，人同此心”，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从他者的表述中获得共鸣，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深处也潜藏着一个类似的表述套路。叙事类口头作品的跨地域雷同，其实是人类表述行为中的世界性现象。所有表述的程式化，就像暗含在人类故事编纂中的一个基因和密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表达方式中，总是存在着“彼此互有”的相似性表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出征”和《奥德修斯》的“回家”，我们也可以从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征战”与“胜还”中看到相似的叙事；东方的读者之所以能被“灰姑娘”型欧洲童话所感动，不仅因为全世界的老百姓都有同情弱者的恻隐之心，也因为东方的故事创造者在其讲述中同样会让贫穷的女孩得到幸福生活，从而在内心深处补偿日常生活中的缺憾与不幸。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灰姑娘”叶限的故事，广西壮族有一系列的“灰姑娘”型民间故事，叙事套路与欧洲“灰姑娘”型童话大同小异。世间不同叙事中的规则和套路的发现，促成了叙事性作品类型学、母题学、符号学研究的繁盛。

神话、传说、故事的程式化、格式化、雷同性讲述是非常明显的，便于《大系》的编纂者从中及时总结出叙事规则，找到同类作品的分布点，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将三者放在一起探求故事类型即出于此种原因。笔者在编纂《大系》福建传说卷时发现，厦门集美区的杏滨、灌口、后溪等地都存在这样的情节：某贫穷青年经风水先生指点到风水好的地方放养鸭子，鸭子吃了田螺而生双黄蛋，他将双黄蛋变卖致富而盖起大厝；无独有偶，福建漳州南靖的田螺坑人讲述本地最早的方形土楼“步云楼”来历的时候，也有类似情节。闽北武夷山“大红袍”、建阳“水仙茶”、闽东宁德“绿雪芽”等名茶都有用茶叶治病而扬名的类似情节；闽东北寿宁和闽南漳州都有用蛇酒治愈妻子而扬名的故事。《大系》的编纂者，必须有及时发现叙事性作品讲述规则与套路的眼光，这样才能使自己从烦琐的故事整理者，变成故事讲述规律的发现者，才能通过编纂成果告诉世人本地叙事性口述作品的讲述特点，也告诉世人在故事讲述过程中，不同地域的人都会有创作和接受这些作品的相似思路，这是本地民间叙事也可以被他者广为接受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