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麸子，麸子是我的外号，我大号叫麦生福。偶尔偶尔，我读到了马离农的《一个农民工的自述》，那是一厚沓装订起来的打印文稿，不是书，但对我来说，它比任何书都重要。那些日子我在海洋大学给一个刚刚买到房子的老师做装修，老师叫齐敬横，他那里有好几本这样的打印文字。他说：“我看你喜欢看报看杂志，送你一本这个你读读。”我读着读着就爱不释手了，不是说它写得多么好，而是写得真，写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好奇地问齐敬横老师：“这个叫马离农的作者你认识不？”他说：“认识，他现在是我的继父。”我吃惊地说：“原来你爹娘也是农民工？跟我爹娘一样？可我现在还是个农民工，你已经是大学老师了。”他笑了笑说：“这么说我们都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后代。”我想，第一代农民工的后代有一些变成了城里人，就像齐敬横这样，但大部分还是农民工，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跟我年龄相仿的农民工呢？
我从《一个农民工的自述》里知道，马离农在梅林渡种完苹果树后，又开始培植各色盆景兰花，办起了中国兰花基地，因为他发现梅林渡的水土比其他地方更适合兰花的生长，又灵机一动栽种了几万株桂树，于是桂馥兰香，花团锦簇。梅林渡的十座山和三条沟被开发成了风景区，就像一个葳蕤茂密的森林地带，绿树掩映着度假休闲的精致馆舍，清澈的梅林河穿行在山脚谷底，另有酒旗飘摇的农家乐和山野村风的民俗展示。岩壁上有石刻，门楣上有匾额——兰桂齐芳、兰薰桂馨、桂子兰孙、谢兰燕桂什么的，真正是兰风浩荡，桂气穿谷了。加上实实在在的苹果，兰幽桂浓之中又有了甘甜，梅林渡渐渐有了名气，而且越来越大。网络上说：原来梅林渡没有梅，有的全是兰花和桂花，不如改名叫兰桂渡。网友们就开始讨论，改名好还是不改名好？虽然习惯是名称的法律，改不改名谁说了都不算，却借机把这个吸引城里人旅游度假的山乡炒到天上去了。
不管是马离农还是翠莲，都已经是事实上的城里人了，能够在城市的任何地方游刃有余地生活，但他们最终还是把眼光投向了乡村。因为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做一个城里人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一种经历，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今天的回归跟昨天的离乡一样，似乎也不是目的，也是一种经历、一个过程。就像常发财在《我是一棵树》中写的那样：只要你有过成长，根都会留在大地之上，哪怕树身被砍，被迁，流浪远方，老根还会冒出嫩芽，长成新树，下面有荫凉，上面有果香，喜鹊们年年都在搭建新的巢窝。天地辽阔，时间漫漠，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都无法限制一个人追求生活的自由。而生活是没有止境的，越追求就越发现真正的魅惑都还在前面。
我喜欢马离农这个人，不光是因为他的许多做法，还在于他的见识。他说青岛是一座农民工用厚茧之手托起的城市，农民工像潮水般涌入，早在1897年青岛开始依托小渔村小商埠建造城市时，就已经发生了。而它的现代化进程，则完全依赖于农民工的第二次潮涌。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的最大变化，不是股票期货的出现，不是城市的一再扩大，不是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不是人的物欲的无限膨胀，而是农民工进城，是农民和工人的差别迅速消失。“农民工”这个词汇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改变历史进程的组合正在发生。它是所有变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释放出被压抑了无数年的巨大创造力，毫无遗漏且持续不衰。能量的爆发就像海潮的涌动，呼呼地来，呼呼地去，能来的就能去，能去的就能来，活水奔腾，风云际会，我们终于有了一次合乎时代节拍的行走：当一个农业大国正需要用全新的工业和城市的崛起走向未来时，作为“领导阶级”的传统工人却因为水土不服悄然而迅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农民工以一种不可遏制的气势出现在大浪翻卷的潮线上。十亿农民八亿工，剩下的不是打工者的家属，就是已经有了一定积累的创业者，还不算通过考学进入城市各个行业的公务员、白领、蓝领和房地产拥有者。农民进军城市的步伐是如此地坚定不移，几乎让所有的当代建树都打上了他们的烙印。然而，建树的同时也有毁灭，崛起的背后又有沦丧。农民工进城后必须面对的，除了工作与生存、创业与发展，还有一个道德完善和精神再造的问题，忽略这个问题的结果，便是混乱和犯罪的大量出现，法律并不会因为他们是农民工而变得宽容大度和消极无为。大移民时代，如果农民工不能在道德精神上超越自己，如果他们缺乏足够的清洁能力，而向城市固有的人格错位和人的惰性以及庸俗的小市民习气靠近，如果他们不能在拯救城市的同时也拯救自己，那就将影响他们的未来和城市的气质乃至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对充满各种欲望的人类来说，人性的堕落是它最后的灾难，人性的升华也是它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出路。
我知道马离农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就是一个极其不完善的人。给人家搬家，价钱说得好好的，去搬的时候突然就变卦了：不行，你没说有这么多家具，也没说纸箱子这么沉的，你得再加100块钱。城里人搬家都是早晨，而且是选好了日子的，要是不愿意加钱，就得拖到下一个吉日。几乎没有人家愿意拖延，只能答应：行吧行吧，那就再加100。给人家送快递，到了楼下才知道没有电梯，打电话让主人下楼来取。主人说快递都应该送到家，你还是送上来吧。我从车上取下快递，泄恨似的使劲摔一下，才扛着上去。去城里人家中收购旧家具旧电器，一见东西就先说，这个没人要，那个卖不出去，扔都没地方扔——城里不让随便扔，要罚款的，只能扔到规定的地方，规定的地方很远，需要雇车花钱花时间。很多人就会说：那麻烦师傅搬出去扔掉吧，需要多少钱你说。结果我不仅没掏一分钱，还让对方给了我不少钱，其实我拿走的东西是可以卖钱的，旧家具和旧电器都有很大的市场。做装修的水分更大，如果人家信任我，让我去买材料，我一定会买最便宜的自然也是质量最差的，然后成倍地涨价，20块钱一块的瓷砖，我一定会说成40块，至于发票，我可以谎称商家是不给开的，开了发票还得上税，瓷砖的价钱就更高了。可以涨价的还有地板、管道、水龙头、板材、铝合金、人工费等等。瞧瞧，我是多么地不值得信任啊。我还送过大桶矿泉水，有些人家只需要你送到门口，有些人家却要求你送进厨房或者客厅，抱起来倒放在饮水机上。按规定，进到人家家里，是要套上塑料鞋套的。我偏不，凭什么你要嫌弃我的鞋脏？有一次那家的主人说，你怎么不套上鞋套？我赶紧套上了，但下次送水的时候，我送了他家一桶自来水，还故意当着人家的面，撕开了我自己贴上去的封口。我不是老段那样的人，没有理由仇视城里人，只是觉得这样做了自己不吃亏，因为作为一个农民，在我一出生时，就已经吃亏了。我用一个农民的狡黠，在摆不脱的自卑中嘲弄着城里人，每一次嘲弄都会让我开心半天。我最不喜欢干的是建筑工地的活，辛辛苦苦忙活，房子起来了，我可以在任何一层任何一套房子里随便走动，想象着这是客厅，那是卧室，沙发这样摆，柜子那样放，可最终我什么也没看到，未来的主人、城里人的生活和姿态，全是一片黑。我干过一年建筑，经常在验收前的毛坯房中，人家未来的客厅、卧室、厨房里拉屎撒尿，也不能说每次都是故意的，更多的似乎是一种在乡间野地里养成的习惯，我知道一定有人在背后骂我或者效仿我，这个人也一定是跟我一样的农民工。好在我没有走得太远，走私啊，贩毒啊，赌博啊，招人卖淫啊，碰瓷讹诈啊，混迹于黑社会当打手啊，这些违法犯罪的事儿都没干过。
有一次我去一户人家送外卖，敲门不开就要走，邻居出来说：你再敲，再敲，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他人身体不好。我还是敲不开，就踢开了，那人果然躺在地上昏迷不醒。我就赶紧打120。人抢救过来了，恢复得也挺快。他给我打电话，要我再次给他送外卖。我说我一看是你的电话就紧张，还以为你要我赔偿你家的门呢，门都踢劈了。他说幸亏你踢开了门，医生说那个急救电话打得太及时，再延误几分钟就没命了。我把外卖送给他时，他要给我一万块钱，我说这么多钱我不要。他说你救了我一条命，才感谢你一万块，不算多。硬是塞到了我怀里。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城里人的厚爱，第一次知道人怎样做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也才能挣到更多的钱。我意识到我过去做的那些事儿真是太无聊也太无德了。
我在齐敬横老师家做装修时，差不多已经变好了。可见我是个可塑性很强的人，农民工的可塑性似乎都很强，稍微给一点温暖，就会太阳般燃烧起来。但要是给他们太多的寒冷，他们就会变成冬天。如果一个人就是一个冬天，且络绎不绝地来到城市，那是多么糟糕的气候啊。我读了《一个农民工的自述》，就想做常发财、马离农、罩子那样的人。尤其是常发财，他会让我常常扪心自问：人可不可以做一个好人？可不可以不顾一切地做一个好人？可不可以不思考好坏就自动变成一个好人？他是个诗人，却毕生没有发表过一首诗，真是太遗憾了。马离农的书（姑且叫书吧）里抄录了一些常发财的诗，他去找过肖静，翻阅过诗人写诗的那些本子。抄录的诗我是经常吟读的，很喜欢那首质朴到家的《房子》，因为我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没有房子，青岛的房价涨成了天文数字，我什么时候才能住上自己的房子呢？
不在山里，不在林里，不在田野里，
我想有一间房，它在城里，
在喧闹的市声蒸腾而起的地方。
它是一间带厕所、带厨房、带阳台的房，
当我打着哈欠起床，可以随便吟唱，
不必考虑惊扰了大通铺上的伙伴
因疲累而黑甜的梦乡。
我的房里有客厅，我要把电视挂在墙上，
我的房里有走廊，还有大玻璃的落地窗，
我的房里有爱人，一个我想抱就抱的爱人，
一个能让生活流出奶和蜜的爱人，
她是房子的主人，而我是主人的灯光。
我的房里有音乐和绘画，也有欣赏，
我的房里有欢声和笑语，又有希望，
我的房里有沉默和思想，更有健康，
我的房里有瓜果和稻粱，还有冰箱，
不能忘了洗衣机和热水器，清水哗哗流淌。
爹爱去街上逛，娘爱做排骨汤，
媳妇是家乡的，预产期是阴历的，
幸运伴随着呱呱落地的声响，
不在穷乡，不在草屋，不在陋席上，
在城里，在我家的房子里，
月亮会在白天变成太阳。
有一天我突然有了一个冲动：去见见马离农在书中提到的那些人。我走进了“新远达”，探头探脑地这儿看看，那儿望望。保安问我有什么事儿，我本想说要见见肖静，却什么也没敢说就转身出来了，搞得人家以为我是小偷。接着我去了浮山岬度假村，打听现在的总经理是谁。有人告诉我，总经理姓郝叫郝进青，郝总的媳妇叫牟梨花。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去见他们，只是若无其事地参观了一下香火缭绕的老君庙。我和老君庙的道长聊起来，说了半天，才知道他就是牟汉林，他被判了三年，因为表现好，只待了两年多一点就提前释放，出来后再也不想当老总挣大钱了。他说还是做一个出世的人好，啥也不想，就想着祈福啊，祷告啊，驱走别人的灾难啊，每天扫扫地，点点香，挺好的。一个人只要不为自己的那一点点私利焦虑和忙碌，心里就永远是清净和光亮的。我又问起跟他一起犯事儿的那几个人，他说周永旺、牟贵、他表舅的儿子也都出来了，现在都在度假村，有挣有花，不算太好，但也不算太孬。就是纪飞没出来，因为他逃亡期间又犯了事儿，算是罪上加罪吧。
告别牟汉林后我又去了鬼楼，看到它已经变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宾馆，就在门口溜达了一会儿，匆匆离开了。我还想去翠莲的家政公司、君保的“鸿翔劳务”、陶三的租赁行、船生的兰花飘香的“记忆岛”，却一直没有腾出时间来，解决生计问题仍然是第一要务，必须抓紧时间挣钱，不然我梦寐以求的房子就永远是天方夜谭了。有一天我在网上胡乱浏览，猛然跳出一个名字来：刘惠民？仔细看内容，有“双规”“受贿”“财产来源不明”“追究法律责任”等等字样，还说他是一个从小几乎没见过钱的人，突然处在了一个经常有人送钱的位置上，顿时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人性的贪婪，开始肆无忌惮地索贿敛财。我心说是不是马离农在书中提到的那个刘惠民。一个农民工怎么会走到这一步？要是让常发财、马离农、翠莲、包爷、陶三、船生、君保、郝进青、鸿儒、狗壮、段树、高进、姚兰、孔繁花、孔林这些人做官，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是不是拆建局副局长必须是个干过建筑的人？那就应该既往不咎地让罩子干。罩子是个愿意用生命挽救品行的人，他做到的别人都做不到。
我干了两年装修活，铺地砖、抹腻子、刷白粉、贴墙布、做吊顶什么的，然后就去搞拆迁了，因为是田明亮组建的拆迁队，我知道他是牟梨花的后代，罩子做过他的继父，就慕名而去。田明亮是个学建筑的大学生，毕业后跟郝进青的女儿结了婚，组成了一个亲连亲的家庭。他一直在建筑工地做技术员，不太固定，哪儿需要哪儿去。后来就开始组织拆迁队，专门搞拆迁。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本翻烂了的《博弈论》。据他从有关部门得到的信息：青岛今后的建设要做加减两法，加法做在内陆，减法做在沿海。加法好理解，就是一如既往地盖大楼上项目，减法是什么呢？就是五年之内拆除青岛所有堵海、损岸、占山、毁林等破坏生态环境的建筑，这样的建筑有数百座，其中大部分是高层建筑。拆迁干了半年，我就吃惊地发现，我们拆除的大部分是第一代农民工建起来的商厦、酒店、住宅、写字楼、办公楼、展览馆等。当年，父辈们你争我抢地拆除了那么多老房子，建起了一座座簇新的高楼大厦；现在，儿辈们又要拆除父辈们挥汗如雨的劳动成果了。拆除之后，还要复原，复原自然，复原山林、陆岸、海洋、城市的最佳生态格局，复原“蓝天、碧海、红瓦、绿树”的传统风貌，复原那些文物级别的老房子，让所有的历史都成为景点。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不仅城市是我们的理想，我们也是城市的理想，我们给城市带去了最初的繁荣和风光，还会带去更加久远的美丽和鲜亮。
（摘自《最后的农民工》，杨志军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