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既处在变动的政治革命当中，也被裹挟进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在这个背景下顺势而生的中国左翼文学，自然也体现出深刻的历史复杂性。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和文学审美层面去理解左翼文学的复杂性，相对忽略了经济因素在左翼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引发的波澜。实际上，经济问题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与左翼文学的政治诉求、文学审美交融在一起，共同建构起了左翼文学的多维面向。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带着“政治—文学—经济”的复合视野重新进入左翼文学时，它以前一些不被注意到的特征和价值，也将重新被勾连进我们的视野。
随着五四的火热逐渐远去，知识分子们越来越意识到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水深火热的处境，既需要在思想层面描绘理想图景和提供信念支撑，也需要在现实层面解决社会的问题和痛点。作为社会问题的经济矛盾开始频繁出现在作家的笔下，对自然灾害的书写、对农村破败的关注、对个体破产的书写构成了左翼文学的重要题材。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叶紫的《丰收》《火》、鲁彦的《桥上》、沙汀的《淘金记》、艾芜的《南行记》等等，这些作品对社会破败的直视、对强权压迫的反抗，很多都是直接通过经济矛盾呈现和爆发出来的。这就使得左翼文学的叙事空间常常既作为一个政治场域存在，又作为一个经济场域出现。比如说茅盾笔下一间小小的“林家铺子”，在政治意义上，它既面临着战祸动荡的冲击，又要经受“抵制东洋货”运动中党部的敲诈勒索，还要应对以卜局长为代表的官僚欺压；但同时它又是串联起一段复杂经济关系的重要枢纽：它既有朱三太、张寡妇这样的债权人，也有南栅聚隆、西栅和源这样的债务人，还连接着“上海东升号”、恒源钱庄这样的金融机构。为了在这些关系中维持自己的稳定和生存，林先生不得不“大放盘照码九折”甩卖，却陷入越卖越亏的漩涡里，最终走向破产。林家铺子的倒闭既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结果，也是经济链条的一次崩溃。再比如说吴组缃在《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官官的补品》等作品中塑造的“村庄”，如果我们仅仅把“村庄”理解为一个政治场域，把农民的悲剧仅仅解读为乡绅地主的巧取豪夺和沉重的苛捐杂税，那么处于“剥削者”的地主和乡绅应该越来越富裕才是。但是在这些“村庄”里，不管是拥有田产的乡绅子弟，还是拥有权力的商会会长，在商品化经济的冲击下最后都难逃破产的境遇，说明吴组缃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是着眼于制度崩溃和经济崩溃的多重视野下展开的。
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重合，让左翼文学呈现出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开始在经济关系上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从而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机制引入中国革命的必然性论证。如果说五四作家批判的是“阿Q”们的麻木愚昧，是封建思想对精神的荼毒，那么在左翼作家笔下，农民的问题不再是思想上的愚昧，而是生存的艰辛和走投无路。在左翼文学的叙事里，经济矛盾为革命的发生提供了解释与存在的合法性，而革命也为经济导致的社会矛盾提供了出口与解决路径，用经济问题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这是左翼文学叙事的重要特征和价值。
左翼文学的“左翼”特性决定了它对文学强烈的政治诉求，但同时左翼文学的“文学”又要求它必须具有文学上的价值和审美上的体验。作为一种文学意义的呈现，左翼文学的深刻性恰恰来自它对人性的思考、对人与人关系的反思不是抽象的，而是在政治权力的对抗、经济结构的分化等多维审视中完成的。
在政治动乱、经济动荡的社会环境里，人性的尺度往往最容易被调动出来。蒋牧良的《旱》可以从两层视角来解读。第一层视角是在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关系下展开的，财主赵太爷把乡亲们的田亩捐挪用成自己开煤矿的股本，乡亲们正当讨回公道的行为却被赵太爷当旅长的儿子扣上“聚众闹事”的罪名，领头人金阿哥的父亲也曾被赵太爷逼债不得不吞砒霜自杀。压迫与被压迫、盘剥与被盘剥，农民与地主的紧张关系是被置于阶级视角下展开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左翼叙事模式。但是蒋牧良并没有停在这里，而是将对人性的审视进一步转向了同一阶级的内部，在这种转向中，第二层的经济视角开始替代阶级视角进入文本。像文中所说的那样：“禾叶子一天一天焦了下去，地方上的人心就一天一天坏了起来”，“禾叶子的焦”与“人心的坏”之间的联系，是由经济视角勾连起来的：因为旱灾交不起谷租，金阿哥用刀逼着妻子答应把自己14岁的女儿卖去做妓女，而同样处在困境中的乡亲们也趁着金阿哥进城卖女儿，跑到金阿哥家的井塘里抢水，并且对前来阻止的金阿嫂大打出手，亲情的温暖、乡情的和谐在生存的危机面前荡然无存。在阶级视角和经济视角的双重映照下，我们清晰地看到，悲剧的发生既来自于阶级之间的对立性，也可以穿透阶级和身份，指向人性本身的深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左翼作家并非都是在阶级对立的情景下去描摹人性的。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因为经济所迫，被典当给了隔壁村的秀才家，这是一个典型的阶级对立的故事框架，但是柔石却没有把租用春宝娘的秀才塑造成穷凶极恶的人，比起春宝娘原本残暴的丈夫，秀才体现出的温情反而让春宝娘对他产生了依赖和不舍。被作为工具的农民竟然与地主产生了感情，这种书写非但没有让我们感到不适，反而呈现出一种人性的真实。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现代性沟通与融合的思考，也是非常可贵的。人性的复杂既需要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属性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阐释，但它又不完全受制于社会属性，而文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如何呈现这种灰色地带的复杂性。
商业经济同样密切地参与到了左翼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之中，左翼文学之所以能迅速刮起红色风暴，除了它先进的革命理念，背后还离不开海派强大的出版发行机制和成熟的文化市场。如果把左翼文学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的话，它的先锋性是不可替代的，左翼的革命理念绝不是干巴巴的政治术语，而是当时最先锋、最新潮、最时兴的一种风潮。特别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过渡期，五四已经落潮，新文化阵营也走向破裂，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徘徊在十字路口，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左翼文学对新世界的描绘、与旧世界的切割，吸引着无数徘徊迷茫的青年。左翼文学革命性的一面为这一批年轻人的迷茫提供了方向，而罗曼蒂克的一面又让他们的焦虑得到了安放。这种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的情绪催生了底层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同时也加剧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在这种想象和现实的强烈对照中，大大地鼓动了民众投身革命的政治热情。
事实证明，左翼文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自己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借助上海成熟的文化市场和商业化的生产传播方式。《春蚕》《丰收》《丰年》《往何处去》，都是在《现代》发表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发表在《文学月报》，《山峡中》发表在《青年界》，《电网外》发表于《文学新地》，《雪地》发表于《文学》，《良友》画报刊出了郑伯奇的《冬》、穆木天的《东北的回忆》等。这些杂志背后是现代书局、光华书局、生活书局、上海杂志公司、良友公司等商业出版公司。左翼文学对商业机制的正视和接纳，对中国文学真正在生产上走向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由此，一套文化理想兼容商业性的成功模式被开创出来，之所以说它“成功”，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文化效应和政治功能，导致我们今天对左翼文学的研究都更多地关注到了它的革命一面；同时，左翼文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巧妙地利用了商业机制，让当时的大批左翼文人得以立足生存。商业性非但没有侵蚀左翼文学的政治性，反而在左翼文学的政治化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左翼文学正是创造了这种新的模式，并利用了商业的机制，让自己不断走向壮大。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很容易认为一旦文学牵涉经济、商业，好像就失去了纯粹性和严肃性。对于左翼文学这样特殊的文学体式来说更是如此，经济、商业视角的纳入似乎对左翼的革命性构成了一种消解。这种思路实际上忽略了左翼文学在形式上和价值上的多样性，把左翼文学传统狭隘化了。更何况我们在研究当中也越来越感觉到，左翼文学虽然有着明确的精神纲领和创作宗旨，但它并不受限于某个框架，更不是一种政治理念衍生，而是一个光谱式的、有宽度的文学生态，因此，我们不妨以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也更加弹性的视角打开左翼文学的阐释模式，或许会得到更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