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杉是新中国第一代电影编剧之一，电影《党的女儿》是林杉继电影《上甘岭》之后创作的又一部经典之作。1958年，电影《党的女儿》以高选票在“最受欢迎的国产影片”评选中名列榜首。同期，在苏联、民主德国等国家放映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十年动乱过后，电影《党的女儿》不仅被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列，每逢“七一”前后在影院或电影频道反复重映或播出，还先后被改编成了歌剧、京剧、晋剧、电视剧等其他艺术形式。1991年建党70周年之际，总政歌剧团将其改编成歌剧，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前来观看演出。庆祝建党100周年，在国家广电总局组织开展的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中，《上甘岭》《党的女儿》位列其间。
电影《党的女儿》“诞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1956年，电影《上甘岭》还在拍摄中，导演沙蒙便动员该片编剧和导演之一的林杉赶紧再创作一部电影剧本。有同事推荐了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林杉为小说中的故事所触动。主人公的所作、所为、所想，让曾经是地下工作者的他感同身受。但是，改着改着改不下去了：《党费》只是一部短篇小说，故事情节毕竟简单了一些，仅凭小说提供的素材，要改编成一部100分钟左右的电影是困难的。
林杉认为，创作者要善于概括时代。如果作品缺乏充分的时代感，那么即使你所安排的情节多么丰富，你的人物多么生动，都是无济于事的。作品缺乏时代的真实性，从根本上说是虚假的。为了准确把握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特点，1956年，林杉前往中央苏区时期党中央驻地江西瑞金搜集创作素材，回望历史风云。他找到当年红军撤走后坚持斗争的20多位幸存者，逐一进行采访。当地党史办也提供了有关材料。那段历史的时代特点在林杉脑海中越来越清晰：1934年秋，中央红军撤走后，白色恐怖笼罩，敌人疯狂地搜捕、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把曾经是光明和幸福的革命根据地变成一个黑暗而恐怖的世界。这种严酷的环境考验着每一个人，有的动摇了，有的甚至叛变了，只有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岿然不动，成为疾风劲草，即使是在跟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坚持斗争，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瑞金采风回来，林杉久久不能平静，那些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的经历，与他自己的革命经历是那么相似相通。1930年林杉16岁参加革命，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曾冒着生命危险从河南返回上海给党中央传递重要情报，18岁被捕入狱，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度过了5年铁窗生活。出狱后，与党失去了联系的林杉，为了找党，前往延安，路过山西时，被组织留下，转战三晋大地，由军事而文艺，是山西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党的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残酷的斗争，倒下去的同志和战友，惨烈的场面，一一涌现出来，使林杉完全不能自已，强烈的创作愿望推动着他很快完成了创作。1956年10月，林杉以《疾风劲草》为题，将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在《中国电影》杂志上，后来根据影片主题的需要，将片名改为《党的女儿》。这部突显着剧作家林杉及万千共产党人无限忠诚的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导演沙蒙对剧本非常满意，《上甘岭》一拍完，他就马不停蹄地进行分镜头工作。不料，反右运动中沙蒙被错划成“右派”，《党的女儿》拍摄工作搁浅。直到1958年初，《党的女儿》改由林农接手导演，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后期制作时，将原电影剧本中的“取材于王愿坚短篇小说《党费》”的字样取消了，林杉深感遗憾。后来，《党的女儿》剧本出单行本时，林杉特地加写了一个后记以说明情况，表达了对原作和原作者的尊重。
《上甘岭》和《党的女儿》是林杉对新中国红色电影系列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这两部作品中，林杉为新中国电影艺术画廊树立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英雄形象：连长张忠发直面硝烟，烈火见真金，而共产党员李玉梅则身处险境，疾风知劲草；张忠发的轰轰烈烈令人震撼，而李玉梅的“于无声处”更加难能可贵。
叙事文艺的中心任务是塑造人物，凡在文艺史上留下声名的作品，都是因刻画了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而著称，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也不例外，它总有一个或几个让人说得出、记得住的角色，以至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人物，《党的女儿》正是因为成功地塑造了“党的好女儿”李玉梅而为观众所称道。
在创作《上甘岭》时，林杉比较注意分析与研究人物，而在这之前，他大多是在体验生活或搜集材料后便动笔开工，把精力更多地花在作品的布局与结构方面。到创作《党的女儿》时，他开始有意识地以主要人物为中心，围绕形形色色敌对的或内部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在艺术上产生对比的作用，从而衬托与突出主要人物。围绕着主要人物李玉梅，有代表敌对力量的国民党军官孙主任，有叛徒马家辉，还有年轻而偏激的党员秀英、凡事犹豫的惠珍以及同情和参加革命仅仅是为了丈夫的二姐等。把李玉梅放在上述种种人物中去生活，让她与他们或她们发生冲突、发生矛盾、发生纠葛，不仅对比和衬托了李玉梅，而且构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撤走以后，中央苏区党和人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的生活场景。
叙事文艺最大的特点，既要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大做文章，还要讲究故事情节细节的真实可信。在敌人的大屠杀中，桃花乡的党员无一幸免，惟有李玉梅无伤无血，死里逃生。这看似离奇不可信的情节，并不是林杉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移植了他在晋西北工作时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阎锡山的队伍中有很多我党的政治工作人员，“十二月政变”时，阎锡山借开会之名把一个团的政治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全部绑到一个山谷里，架起机枪扫射，因那晚风高天黑，政治部主任侥幸没被打死，趁黑逃了出来。林杉把这个真实的事情用在了李玉梅身上，将生活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从而为李玉梅性格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环境。
死里逃生后，李玉梅所面临的局面更加严峻，她既要消除同志间的误解，又要做好群众工作，还要与可恶的叛徒周旋。李玉梅的死而复生，的确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游击队的侦察员小程看见她以为遇见了鬼，叛徒马家辉夫妇见了她也吓了一跳，群众和邻村的党员秀英等更是对她嗤之以鼻，唯恐避之不及。李玉梅虽感到委屈，却没有失去信心，她用积极的革命行动自证清白，最终取得了秀英、惠珍的信任，三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在山洞里学习党章，成立临时党小组，玉梅被推选为党小组长。三人党小组成了革命低潮时期发动和领导群众对敌斗争的中流砥柱。
玉梅的二姐是一位胆小怕事的红军家属，虽然二姐不可能像李玉梅一样冲锋陷阵，但她仍然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林杉这样定位“二姐”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林杉通过“二姐”的转变，从阻止玉梅出门到支持玉梅的革命斗争，她的家也成了山上游击队与三人党小组的秘密联络点，来说明李玉梅善于做群众工作，这也正是党的工作特点和长处。
叛徒面前，李玉梅则大义凛然。叛徒马家辉原本是党的区委书记，李玉梅的上级，但他却贪生怕死，叛变后死心塌地为匪军孙主任出谋划策，经其妻子桂英揭穿，见事情败露，便以异样的语气问玉梅：“玉梅，你现在心里还想着党吗？”李玉梅拍案而起，怒斥马家辉：“亏你还有脸提起党，你给我们上过党课，你领导我们，你自己说过，叛徒是革命最可恶的敌人，你忘记了，我没有忘记！”在李玉梅惊心动魄的责问下，貌似七尺男儿的马家辉显得那么渺小、卑劣！一正一邪，对比鲜明，这个场面至今都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中的经典镜头。
在《党的女儿》中，林杉也成功地塑造了叛徒形象。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人物关系大多是非常清楚鲜明的，敌友一目了然，清清白白，尤其反面人物，更无须太多的思考和猜测，而《党的女儿》对叛徒的描写摆脱了惯常的模式，塑造了一个“忏悔型”的叛徒形象桂英。同是叛徒，马家辉与桂英各有不同，前者死心塌地背叛革命，而后者则对自己的叛变行为感到羞耻，悔恨难当，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孽，表达对革命的忏悔，她当面揭穿马家辉，拼死帮助李玉梅逃出魔爪，自己惨死在丈夫的枪口下。桂英这种“忏悔型”的叛徒，在当时的银幕上既真实又罕见，以至有人评价马家辉夫妻是“十七年”红色电影中刻画得最成功的叛徒形象。
经典不朽，《党的女儿》以其高迈的革命精神、崇高的人格品性与浓烈的艺术感染力历久弥新，其创作者亦为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