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法国作家夏尔·波特莱尔（也译作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时，恰巧找到一册早年淘得的《恶之花掇英》，译者为戴望舒先生。此书是国内第一个中译本，由怀正文化社初版于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3月，列入刘以鬯主编的“怀正文艺丛书之三”，这套丛书还有熊佛西长篇小说《铁花》，李健吾戏剧《好事近》，许钦文短篇小说《风筝》，赵景深论文《洋文学近貌》，施蛰存散文《待旦录》，费穆戏剧《浮生六记》，丰村短篇小说集《望八里家》。
既为“掇英”，就是有选择性地部分翻译，或是重要篇目，或是译者喜欢的诗章。事实是，在这册译著中，戴望舒只译了24首诗歌，印成薄薄的一册，而且，前面三分之一篇幅译了梵乐希（今译瓦雷里）的《波特莱尔的位置》。这说明，望舒先生很看重这篇文章，专门译出，不惜篇幅地把它放在该书最前面。
瓦雷里在长文开头就写道：“波特莱尔是到了光荣的顶点。这不到三百页的小书《恶之花》，在文士的评价中，是和那些最著名和最广阔的作品等量齐观的。它被翻译成大部分的欧洲语言，这是一个我要来谈一谈的事实，因为我相信，在法国文学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接着，他把波特莱尔与同时代诗人如雨果、马拉美、爱德加·爱伦·坡、兰波等作了详细的比较和分析，得出结论说：“波特莱尔的诗的垂久和至今不衰的势力，是从他的音乐之充实和奇特的清晰而来的。它差不多永远保持着又开展着那使它与一切散文有别的，一种可佩的纯粹的旋律线条和一种完善地持续着的鸣响”。诗就是诗，不是散文，诗有它的音乐节奏。这是波特莱尔发出的明确的诗歌创作规范。
这应该是瓦雷里最早为法文版《恶之花》写的一篇评论。瓦雷里（1871—1945）是法国重要的象征派诗人，他结识马拉美后，深受其影响，但又知道，是波特莱尔深刻影响了马拉美。瓦雷里以诗集《年轻的命运女神》一举成名，他的诗富有哲理，倾向于内心真实，追求形式的完美。应该说，他的诗观与波特莱尔是相近的，由他来评述波特莱尔是最合适的、最精到的不二人选。
我们来看看波特莱尔的诗：“在一片沃土中，那里满是蜗牛/我要亲自动手掘一个深坑洞/容我悠闲地摊开我的老骨头/而睡在遗忘里/如鲨鱼在水中”（《快乐的死者》），再如：“秋天暖和的晚间，当我闭了眼/呼吸着你炙热胸膛的香味/我就看见展开了幸福的海洋/炫照着一片单调太阳的火焰”（《异国的芬芳》）。
有人说，波特莱尔的诗反映了19世纪法国社会现状。他揭露了许多社会阴暗面，妓女、乞丐、盲人，恶魔、忧郁、恐怖，他犀利的笔，挑开了腐败社会的遮羞布，在一片充满恶意毒汁的土壤上，只能开出一种病态的花《恶之花》，但这是真实之花，这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诗歌中的回归。在诅咒那个罪恶的社会时，表现出诗人的正义、真诚和善良。同时也寄予诗人的向往：“幸福的惟有能够高举起健翅/从他们后面飞向明朗的天空”。读波特莱尔的诗，读者的心灵不会轻松，很少鲜花和美酒，月色和歌吟，却有另一种美感，即真与力形成的冲击波，让人震撼、清醒、思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波特莱尔的作品开始译介到中国，早期有王了一（王力）的《恶之花》译作，他以中国古典诗形式的翻译，发表在刊物上，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出版。戴望舒虽只译了一小部分，但已成《恶之花掇英》一书。之后，陈敬容译了40首，比戴译略多。而钱春琦、郭宏安则出版了全译本。在对比了几种译著后，有专家觉得，还是戴望舒的译作更好。作为“雨巷诗人”，他的遣词更会体现诗句的想象力和浪漫色彩，注重韵律和节奏，把诗译得更像诗。当然，陈敬容是“九叶派”诗人，其译诗也有她的特色。我有时也看一些译诗，感到中文译诗太难了，很难原汁原味地译出原诗的韵味。但凡翻译家与诗人的译作进行比较，诗人译的诗明显胜出一筹，因为诗人更懂诗，正如波特莱尔所说：“只有诗人才能理解诗人”。
波特莱尔1821年生于法国巴黎，也是命运多舛。幼年丧父，母亲改嫁，这对他的精神世界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所幸他从生父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得以维持生活和创作。1866年在比利时不幸跌了一跤，造成偏瘫重症，第二年就在巴黎去世，只活了46岁。1857年，他出版了自己编定的《恶之花》。1861年和1868年，该书又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今年，在他诞生200周年之际，法国邮政当局将发行一枚纪念邮票，出版界将推出《恶之花》的新版本。
戴望舒在《恶之花掇英》后面，写有《译者后记》，说道：“对于我，翻译波特莱尔的意义有这两点：第一，这是一种试验，来看看波特莱尔的坚固的质地和精巧纯粹的形式，在转变成中文的时候，可以保存到怎样的程度。第二是顺便让我国的读者们能够多看到一点听说了长久而见到的很少的，这位特殊的近代诗人的作品。为了使波特莱尔的面目显示得更逼真一点，译者曾费了极大的、也许是白费的苦心。两国文字组织的不同和思想方法的歧异，往往使那同时显示质地并再现形式的企图变得极端困难。而波特莱尔所给予我们的困难，又比其他外国诗人更难以克服。”这就道出了翻译这本诗集的苦衷，译者仿佛在攀登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接着写道：“对于指斥波特莱尔的作品含有毒素，以及忧虑他会给中国新诗以不良的影响等意见，文学史会给予更有依据的回答。而一种对于波特莱尔的更深更广的认识，也许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戴望舒非常自信，把波特莱尔介绍给中国读者，会产生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