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这么站着，仰着头，看着我，两个胳膊垂得很直，肩膀端得很平。春天的风吹来，撩起他的头发，把眼镜也带了一下。他戴的是黑色方框眼镜，有些松。

他抬手扶了一下镜框，胳膊又垂下去。

他每次来，都是这样站着。有时，一边仰头注视着我，还会慢慢抬起右手，放到自己的左胸上。我想，他也许是在想象我当年那一刻的感觉。其实那一刻没什么感觉。当然，如果说有也有。当时，我平静地看着那颗子弹从行刑士兵端着的枪筒里钻出来，然后径直朝我飞过来，我甚至能看到它拖出的一溜耀眼的火光。就在听到那沉闷的砰的一声时，我意识到了，这颗子弹已经钻进了我的胸膛。在它钻进来的一瞬，我的心脏也轰的一下，好像猛的一热，又一凉，我知道，它已经穿过我的身体，将我体内的一些血肉也一起带走了。我感觉胸膛上像开了一扇窗，在凉风吹进来的同时，一股热血也在朝外涌，我听到自己的心脏如同瀑布一样发出震耳的哗哗流淌声……我想，他一定很想知道我在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他想知道，是因为，他想讲给他的学生听。就在几天前，他又带着他的学生去了东北角的那片松林。那是我的墓地。每年的4月4日，也就是清明节，我的墓地就会繁花似锦。

是的，很多人来祭奠我，为我献花。

我知道，人们没有忘记我。

每年的清明，他也会带着学生来，让每个人在我的墓上放一朵白色的小花。这一定是孩子们亲手做的。我听到，孩子们叫他崔老师。他竟然也姓崔。

这是巧合？也许不是。

这个清明像往年一样，他和学生们在那片松林为我扫墓之后，又来到我面前。他还要带着学生为我献花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我曾听他对学生说过，仪式很重要。

是的，他说得对，仪式确实很重要，当年，我们每次要有大的行动时，我都要带着大家举行一个仪式，哪怕再简单，这个仪式也要有。这样的仪式不仅能提振士气，也会有一种庄严感，这种庄严的感觉如果用今天的话说，能给每个人注入一种正能量。这次，他带着学生在我面前献了花圈之后，又开始为大家讲我当年的故事。他不愧是一个老师，给学生讲我的事时，每次只讲一件事，但只这一件事，就能提出很多问题，接着，又由这些问题让学生们引发一连串的思考。当时他讲完，一个学生忽然问，崔老师，听说您要走了，是吗？

他看看这个学生，问，我去哪儿？

学生说，您……要去广州？

他笑了，摇头说，我不会走。

学生睁大眼，真的？

他说，真的。

崔老师也要去广州吗？广州，我当年也曾去过。那是1926年，我当时正在合肥北乡这一带，奉上级指示以教书为名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当时局面已经打开。由于这一带是我的家乡，所以很快就和当地的农民融在一起。我每到晚上就去农民的家里串，给大家讲道理，还把这些道理编成歌，教给他们唱。我记得，当时我编了一首《小放牛》，其中有这样几句：“小放牛，仔细听我说，年年去帮工，苦难说不清……一到放牛岗，两眼泪汪汪，想起我终身事，一辈子没指望……”这首歌在当时唱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心里。因为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学校的教书先生，所以大家都说我是“农民的教书先生”。就在这年的四五月间，我突然接到上级通知，派我和16个同志一起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第六届学习。那真是一次难忘的学习经历啊，当时听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和彭湃等同志讲解了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我一下弄懂了很多理论上的问题。这一届的学习形式也很灵活，为了让大家把学到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在萧楚女同志的带领下，我们还到海丰和韶关等几个地方实习。大家一边实习，也学一些军事知识，同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这期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海绵，一直在拼命汲取各方面的知识。最后结业时，我还被评为这一届的优秀学员。

就在这一年冬天，我奉命回到家乡崔大圩，成立中共肥北特支。这也是肥北的第一个特支，当时属中共六安县委领导，我担任特支书记。再后来，又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学一起，按上级指示，秘密成立起安徽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一年内，又先后组织起了双河集、造甲店和陈刘集等几个农民协会。我在这一带的工作，就这样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我站得很高。雕塑家为我设计的这个铜像，创意很棒，我很喜欢这个姿态，一只脚蹬着一块岩石，左手扶着膝盖，右手按着腰间的盒子枪，挺直上身，注视着远方。

就在昨天，崔老师又带着一个学生来了。他看上去十多岁，应该是新转学过来的孩子，操着江西赣南的口音。以往也是这样，每当有新的学生来这边，崔老师就会带着来这里。

这孩子的眼睛很大，而且黑白分明，看上去很清澈。他慢慢走到我面前，仰起头看了一阵，似乎在想什么，然后，回头问崔老师，他，是英雄吗？

崔老师说，是，他是英雄，也是一位烈士。

崔老师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孩子看看崔老师，又回过头来，看看我。

崔老师又说，他和我同姓。

孩子立刻问，也姓崔？

崔老师点了下头，他叫崔筱斋。

崔筱斋……

孩子轻轻重复了一遍。

也许，崔老师这样为孩子介绍我是对的。但我不是什么英雄，因为在那时，我身边的战友很多，他们和我一样根本不考虑个人得失，甚至舍生忘死，把自己一切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在一次次的战斗中，他们很多人就这样默默地牺牲了，最后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我记得，那是1929年秋天，我奉命到六安、霍山地区指导农民运动，然后和徐百川同志一起，参加了诸佛庵兵变和著名的六霍起义。后来，仅独山境内，被追认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530多人，如果说英烈，又何止我一个人呢。再后来，到1931年春天，合肥北乡一带的农民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为了显示农民协会的巨大威力，肥北区委决定借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大会。这次大会很成功，影响也很大。5月1日这天早晨，双河集和造甲店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1000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向李老家双土地庙会场。我在大会上做报告，给大家讲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同时号召大家发扬革命传统，同土豪劣绅做不调和的斗争。会后，我还带领农民协会的会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事实上，这次集会也是一次誓师大会，从这开始，农民协会就要带领会员有实际行动了。

一个多月后，进入了夏收季节。

这一年的夏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夏收季节。多少年来，已经被压榨盘剥惯了的农民，这次在农民协会的带领下，终于把腰杆挺起来了，双河集、造甲店、肖凤集和青龙厂等几个地方的数百名长工正式宣布，他们要罢工了。在这样的时节，罢工当然有很特殊的意义，田里的麦子已经成熟，应该尽快抢收回来，哪怕拖延几天，只要下一场雨，就有可能都烂在地里。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长工们却罢工了。眼看着田里的粮食没人收，罢工的大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而且范围和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最后，如坐针毡的地主老财们无奈之下只好让步了，他们派出代表来和农民协会商量，同意改善长工们的生活条件，答应增加20%的工钱，夏季每人再发一条毛巾。就这样，这一次的夏收罢工取得了胜利。

这时，随着形势发展，就已开始为武装暴动做准备。

暴动不同于罢工，要跟反动势力真刀真枪地干，所以首先要有武器。我当时利用人熟地熟的优势，在崔大圩建了一个秘密造枪所。但造枪不像造别的，专业性很强，一般的外行干不了。当时汉阳兵工厂造武器最有名，我就专程去了一趟武汉，通过当地的地下组织，从汉阳兵工厂请了一位有经验的技师。当然，造枪所的生产能力也有限，为了尽快准备更多的武器，我又发动农民协会的人筹款买枪，同时发动当地群众，夺取地主武装的枪支。这期间，我还做了一件很重要、也很关键的事，我选派了一批觉悟高、有经验的农民协会会员，打入到地主老财控制的“红枪会”。通过一段时间的秘密工作，把“红枪会”分散瓦解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赤卫队。到这一年的年底，农民协会就已经有了长短枪150多支。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春天，上级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乘农民青黄不接、缺粮断炊的季节，先开展春荒斗争，然后在这次斗争的基础上举行暴动。这个方案定下以后，又派张志一同志来合肥北乡加强领导，当时张志一同志化名叫“李星三”。就在这年的4月7日，一场规模浩大的武装暴动拉开了序幕。在这片大地上，数十面红旗迎风招展，200多名赤卫队员，500多名红枪会员和1000多名农民协会的会员，手持步枪、红缨枪、大刀和长矛，冲向双河集的联保办事处和团防局。这就是合肥地区史称的“双河集暴动”。

这场暴动以扒粮开始，所以群众的热情极为高涨。

几天以后，扒粮斗争已经在纵横30多里的双河集地区全面展开。从费家岗到翟家庙，从崔瓦屋到造甲店，参加斗争的人们川流不息，扒粮，分粮，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翻身景象。这时的形势已经很明朗，显然，这一次的“双河集暴动”取得了全面胜利。而这次胜利还有一个更重大、也更深远的意义，它也震撼了反动封建势力在肥北、定南和寿东南的统治。

当年的枪声和呐喊声，至今我似乎还能听到……

我站的这个地方，就是造甲店。

这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地方。相传三国时期，曹魏大军曾在这里屯兵，奉曹操之命，为兵士锻造甲胄。至今，这一带还保留着“旗杆”“周仓”和“饮马塘”一些古时传下来的地名。据《嘉庆合肥县志》载，明靖南侯黄得功也在此地有过屯兵造甲，“造甲店”这个地名就是由此得来。可见，这个地方自古就是军事重镇，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站在这里，有一种自豪感。我想让今天的孩子们看一看，当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形象，也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80多年前，我们那些值得骄傲的经历。

在我身后，是“双河集农民暴动纪念馆”的展厅。里面不仅陈列着我们当年暴动时使用过的火枪和长矛一些遗物，还有一些当时的珍贵文件。这个展厅，崔老师带着他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来过。每次来，已经不需要讲解员，他自己就可以把当年的事一件一件讲给孩子们听。他的口才很好。其实口才好的人未必去刻意追求声音的表现力，平静的语气，也许更有感染力。崔老师的语气就很平缓，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将听的人带到那悠远的过去。

这时，崔老师带着这个新转学来的孩子从展厅里出来了。孩子走得很慢，一边走，似乎在想什么事。来到我跟前，他忽然站住了。先围着我的铜像转了一遭，又用手摸着铜像的底座，看上面的文字。看了一阵，他忽然抬起头，对崔老师说，我会唱一首歌。

崔老师看看他，什么歌，你唱，我听听。

这孩子就唱起来：“红军哥哥你慢些走，小心路上有石头……”

他的声音很稚嫩，也很清脆，随着春天的微风飘出很远。

我听出来了，这孩子唱的是赣南地区的客家山歌。当年红军长征前后，这首歌在当地很流行。这个孩子是从赣州的于都县转来的。于都正是红军长征出发的地方，所以，他会唱这个山歌也并不奇怪。这时，我发现，孩子在微风里唱着，眼里已经闪出泪光。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来。是崔老师的手机。他拿出电话，打开接听。

我听到，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问，你考虑好了吗？

我明白了，这是崔老师的妻子。

崔老师对电话里说，我说过，不用考虑了。

女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说，也就是说，你决定了，不和我去广州？

崔老师说，是。

他顿了一下，又说，对不起……

女人在电话里深深喘了一口气，可是，你想过吗，你本来也是学园艺专业的。

崔老师冲着电话笑了一下，是啊，可我现在的工作，不也是属于园艺范畴吗？

我明白，崔老师是说，他现在当老师，也是如同园丁一样的工作。

女人在电话里说，我的意思是……

崔老师说，你的意思，我知道。

女人说，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

崔老师拿着电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没说话。

女人又说，我们……真的应该要个孩子了……

崔老师朝旁边走了几步，对电话里说，孩子的事，我也考虑过。

女人说，可是，你要明白，像我们现在这样两地生活，真有了孩子，很多实际问题……

崔老师又沉了一下，你是不是也考虑一下，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比如……长丰这边有一个草莓小镇，围绕科研、营销和文创，搞得很有新意，将来还要打造成全国草莓产业科技创新的高地，你去看一看，或者……考察一下，如果你来这边，专业也一样可以用上。

女人没再说话，就把电话挂断了。

崔老师收起电话，沉了沉，走回来。

孩子仰起头，看着崔老师。

崔老师冲他笑了一下说，是我爱人，她要回广州了。

孩子问，她想叫您一起去？

崔老师有些意外，你怎么知道？

孩子说，班里的同学都在说，是真的吗？

崔老师摸了一下他的头，不，老师不会走。

崔老师这样说着，脸上掠过一丝难以看出的表情。

崔老师和他的妻子是大学同学，当年都是学园艺专业的。但两个人，一个家在广东，一个家在安徽，大学毕业后，他妻子回广东，在广州那边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花卉种植基地，崔老师也回到安徽老家，在这里当了老师。他妻子在电话里说，他们应该要个孩子了。我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崔老师今年36岁了，我当年牺牲时，也是36岁。我还记得，就在我牺牲的前几个月，我的妻子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那时，我一直在外面搞工作，回家很少，也就很难与妻子见面。但她从没有怨言。我最后一次见到妻子，是在那一年的初夏。当时形势已经很紧张，我身处险境，暂时藏身在叶家岗妻弟的家里。一天晚上，妻子趁黑夜来看我。这个时候，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我只和妻子匆匆见了一面，就让她赶紧回去了。

没想到这一次，就是我们的永别。

当时形势发生变化，是在双河集暴动之后。这次暴动影响很大，因为撼动了反动当局的统治，让他们很惊慌，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很快从合肥和寿县调来大批正规军队，又纠集了白龙厂、元疃集、埠里和下塘集的四个民团，同时向双河集这边集结，想一举扑灭刚刚燃起的农民运动烈火。显然，这样的形势，对于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相当严峻。但在当时，大家的战斗情绪很高涨，我和李星三等几个同志率领赤卫队员奋勇抵抗，打退了民团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敌人面对顽强抵抗的农民武装久攻不下，于是不断增派兵力，连续凶猛地扑上来。这时，暴动指挥部分析了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意识到这样下去无法坚持太久，于是决定，先让大家化整为零，一部分同志分散隐蔽，就地坚持地下斗争，另一部分由我带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寿县边界一带，在那边继续以游击的形式与敌人周旋。

但是，就在我带领部队刚刚转移，敌人就闯进村庄。他们到处烧杀抢劫，双河集和崔圩子等13个村庄的损失最严重，几乎被烧成一片废墟。我的家人和一些与我有关的人都被敌人抓去，许多参加暴动的农民也被敌人杀害了。后来据不完全统计，有数千人无家可归。这时，我已率领着部队从寿县的下塘集附近转移到松树岗一带。当时下塘集的敌区大队长，也是团防局长叫叶奋九。这个叶奋九早已对我恨之入骨，扬言一定要抓到我，而且要亲手杀了我。他让地方的反动武装派出人去，四处打探我和部队的行踪。就在我们刚刚转移到松树岗一带，果然，被叶奋九嗅到了气味。他立刻纠集吴山庙、杨庙和钱集等地的“联庄会”反动武装1000多人，朝松树岗这边扑过来。我得知这一紧急情况之后，决定先让部队分散隐蔽，等天黑之后再袭击敌人。这时叶奋九的民团前部已经赶到松树岗，但这时天色已晚，而且这边地形复杂，他们担心游击队有埋伏，不敢轻易进攻，于是先按兵不动，驻守在一个更楼的院子里。就在这天夜里，几个游击队员扛来一门火炮，在炮筒里装进足足两升炸药，又装了一些秤砣和碎铁片，对准敌人驻扎的那座更楼开了一炮。没有人想到，这门火炮竟然有这样大的威力，只听轰隆一声，墙土飞溅，更楼登时被炸去了半边。里面的敌人搞不清游击队用了什么威力如此巨大的火器，立刻慌成一团，只是朝外面胡乱放枪，却不敢出来。就这样相持到第二天中午，他们才开始反攻。这时，形势就对游击队很不利了，敌人的人多、枪多，子弹也多，他们仗着这些优势疯狂地朝游击队的阵地扑上来。叶奋九这时也开出了高价，使劲喊着，谁抓到崔筱斋，重重有赏！我当时听了，觉得好笑，我自己都不知道，原来我的命在叶奋九这里这样值钱。这时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眼看形势已经越来越不利，当务之急是选择突围方向。我和几个同志经过分析，最后决定，先把部队转移到肥东境内。

叶奋九的部队这时已经咬住我，自然不肯轻易松嘴。他又调来更多的正规军队，随后进行大规模的“清剿”。这时，形势就已更加严峻了。我率领着部队一直避实就虚，与敌人周旋。但这时，游击队离苏区已经越来越远，孤立无援，而且弹药奇缺，伤亡也越来越大。面对这种极为不利的局面，最后，我和大家商议，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只能先分散活动，待形势缓解了再重新集结。研究决定之后，大家约好后面的联系方式，互道珍重，就先各自隐蔽起来。我先在埠里西郢孜的一个亲友家里住了些天，后来考虑到亲友的安全，又转移到叶家岗，到我妻弟叶子南的家里隐蔽。这时我还不知道，在此期间，组织上曾三次派人来这边与我联系。但都因形势紧张，情况过于复杂，一直没能找到我。而这段时间，我也想尽一切办法，一直在争取与组织上取得联系。但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之下，又谈何容易。

我当然知道，我的死对头叶奋九绝不会放过我，现在我和我的部队突然消失了，他肯定不死心，还会想方设法找到我。果然，我去外面寻找组织时，看到叶奋九在各处张贴了告示，还画了我的像，悬赏通缉。这时，我的妻弟也提醒我，既然叶奋九下决心要抓到我，肯定在四处派了暗探，最好先别出去，否则太危险了。可是这时，与组织失掉联系，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孤雁。我想，不管怎样，我也要尽快找到组织。

出事是在一个雨天的下午。这个下午，我又来到街上。我这次是想去一个小酒馆。这个小酒馆是一个非常秘密的联络站，除非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使用的。这时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是极特殊的情况了，我必须和组织取得联系，因为有很多情况要尽快汇报上去。我撑着一把油纸伞，沿街走过来，找到这个小酒馆。但来到门前，我愣住了。这个小酒馆本来叫“云记”，可现在，门前的牌匾上却写的是“聚缘记”。我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故意站在一棵树下，借着点烟，又仔细看了一下。

我确定，没错，肯定就是这里。

我又迅速想了想，既然已经来了，还是进去看个究竟。于是就迈脚走进这小酒馆。一个伙计立刻迎过来，招呼着让我坐。这伙计20来岁，是个小胖子，在我跟前一边勤快地抹着桌子，问我吃点什么。我故意说，你这里的“荷花鱼”不错，现在改了字号，是不是掌柜的和厨子也都换了。小胖子一听乐了，说，您说的这“荷花鱼”我还真没听说过，我舅舅是这儿的掌柜的，他刚接手没几天，现在咱这儿的拿手菜是“烩杂鱼儿”，你尝尝？听这小胖子一说，我立刻明白了，不管是什么原因，看来这个秘密联络站已经撤了。我这时已没心思再喝酒吃东西，只对这小胖子说了一句，没有“荷花鱼”就算了。说完就起身出来了。我故意又在街上转了一遭，观察了一下，确定身后没有“尾巴”，这才回到叶家岗我妻弟的家里。

但我并不知道，我从“聚缘记”小酒馆出来时，已经让叶奋九的人盯上了。

我回到叶家岗的住处时，天已大黑。这个晚上，我的心情很闷，很早就躺下睡了。大约黎明时分，我突然惊醒了，听到房子的外面有动静。我意识到有情况，立刻从床上跳起来。我的手枪平时从不离身，就是睡觉也插在腰上。这时，我拔出手枪凑到窗户跟前，借着黎明的微光，影影绰绰地看见，这个房子的前前后后有很多人影，显然，这里已经被包围了。我不想连累妻弟一家，就从后窗跳出去。这时外面的人也已经发现了我，立刻朝我这边扑过来。我一边打着枪翻过后面的院墙，想突围出去。但我这时才发现，敌人来得太多了。叶奋九这次终于发现了我的行踪，他亲自带着人来了，而且亲自坐镇，这个房子已经被他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这时，再想冲出重围已经不可能。

就这样，我被捕了。

我被押到下塘集时天已大亮，关在团防局的看守所里。叶奋九兴奋不已，回来之后顾不上喘口气，立刻亲自审问我。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近距离地打量这个对手。他长着一嘴黄牙，但看上去有几分斯文，瘦削的脸上线条都是往下垂的，好像随时会哭出来。当然，他问我的事，我不可能告诉他。他既然是我的老对手，也就很清楚我是什么人，所以明白，我不可能轻易开口。于是几句话问过来，就开始动各种酷刑。这种刑讯逼供的方式，对我当然没有任何作用。这时，既然落到叶奋九的手里，我也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其实，从1924年我走上这条道路时，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对我来说，这些都已是无所谓的事。

那是1932年8月9日的深夜，我牢房的门打开了。两个看守把我押出来。我知道，我最后的时刻到了。我在走向刑场的路上，心里想了一下，我是1896年生人，在我36岁的人生中，从1924年开始，也就是我人生的最后8年，是我一生中最辉煌、也最值得骄傲的，我无怨无悔。我曾经亲眼看到，在我身边，倒下过很多战友，现在，轮到我了。

我在心里说，亲爱的战友们，我来了……

春风已经暖了。

我的视野很开阔，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有一片波光粼粼的湖面，那是永丰最大的双河水库。湖畔的田野里，鲜花已经盛开。造甲店还是当年的造甲店，但今天，这里已是美丽新农村的示范之乡。远处的学校里，孩子们刚刚下课，正在操场上奔跑着，叫着，笑着……

这时，一个女人来到学校门口。她在用手机打电话。

一会儿，崔老师从学校里出来了。

女人说，今天早晨，你问我，我没告诉你。

崔老师看着她。

女人又说，你说的那个草莓小镇，我去过了。

崔老师点了下头，仍然看着她。

女人说，我想，在这小镇搞一个种植基地。

接着又问，你……欢迎我来吗？

崔老师笑了一下，又回头，朝我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