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的写作经历出发，我想谈谈我的一些创作感受。我写的很多作品都与乡村有关。乡村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我的根，既是生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我老家在湖北武穴农村，上大学后，一直在城里读书和工作，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去，但我会频繁地写我家乡的那些人与事。

项静在《“新乡土”写作的新格局》一文中写道：“新的乡土写作者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 在改革开放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经历了初期‘进城’的困难，已经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嵌入城市，他们的城市生活时间甚至已经开始超过乡村生活的时间。作为一代脱离直接乡村劳作经验的写作者，乡村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乡愁还是文学理想的召唤，是自觉还是被迫，需要时间给出答案。他们的乡土写作已经开始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陆续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比如李娟、舒飞廉、沈书枝、邓安庆等作家的散文写作，回到乡村风俗礼仪、人伦风尚的呈现中，就像格非在《望春风》中所推崇的，记住那些鲜活有趣的生命和故事，在看似远离直接教益和宏大题旨的外形下，蕴藏着来自乡村内部的精神力量。”

很荣幸被项静“点名”。她认为我们这一代写作“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可谓是一语中的。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对乡村是有距离感的，心态上是轻盈的，没有太多负担；同样对城市，我们也是这个心态。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此。贾平凹曾经说他们这一代人“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因为做过农民，所以对农村有非常具体实质的了解，写起来就有“干货”。而我们这一代其实并非如此，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并没有参与农村生产的过程，正如项静提到的，我们大多只是“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接下来就是去城市念书和工作。当我们回望农村时，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眷顾，但并非熟悉到骨子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更接近于“书生”。贾平凹在他的长篇小说《带灯》里这样写道：“我这一生大部分作品都是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的时候我披了牛皮。”这种与乡村紧密相连的情感，我们没有他们这一代人那么深厚。

但我们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和态度去写乡村。对我自己来说，我想把自己变成人肉DV，用笔去记录村庄、家人、亲友。我对他们有我自小的情感，提起他们，我脑中翻腾着无数关于他们的细节，温暖的、沉痛的、好玩的、难过的，都历历在目；而在写他们的时候，我又希望我是相对客观的，只负责呈现细节，不因为我的个人情感而遮蔽了他们的个性。如果一直生活在老家，身处其中，当局者迷，大概不会察觉出有什么大的变化。人与事的细微变动，其实都需要时空的区隔，才会凸显出来。每次见到熟悉的人，都隔了一年时间，日复一日的生活累积到我看到他们的时刻，往往会呈现出新的特质来，而这会勾起我想写他们的欲望。

不一定非要写乡土，生活经验、人生阅历，会让我们做出自己的自然选择。哪怕是在写乡土，我在城市的生活经验提供了我不一样的视角，乡村与城市并存在我内心里，相互并不矛盾。我也没有那种“反映真实乡村”的使命感，只是写我想写的。我十分敬佩贾平凹、莫言这一代写乡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一座高山，但也如贾平凹所说的：“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是没条件了。”我们这一代，需要走不一样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