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想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远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7月21日举行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其中提到的卢作孚，在上世纪30年代初曾提出以世界最先进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技术为目标，以国内的目前状况为出发点，开展产业、交通、文化、国防四个运动，“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整套主张，并且亲自开展了三大现代集团生活（即成都通俗教育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乡村建设）的成功试验，作为“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有学者指出：“在旧中国，提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者，早有人在，但没有提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已有明白的现代化思想，可在此以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前言，第12页）
卢作孚是我的岳祖父。我诞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那时他已展开三大现代集团生活试验。而对文学现代化的思考和探索，则贯穿了我整个学术人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正在上海吴淞中学读高三。12月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夏，我高中毕业，那时还未满17岁。母亲希望我报考复旦大学，但我却自己做主，经青年团上海市工委推荐，报名考入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参加革命工作。当年12月，我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一部的新学员学习告一段落，随后参加土改工作队，奔赴皖北滁州嘉山县，连续参与了四期土改。1952年3月全国“三反”运动开始，我被抽调为中共安徽省委“三反”工作队队员，派往铜官山矿务局。运动结束后，留在铜官山工作，任矿务局办公室秘书，直至任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党龄将近70年。
我从小喜欢文学。对于诗歌和小说，我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高二时曾在上海地方报纸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放暑假后，高中部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动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阅读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邵荃麟、葛琴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等。我们都相信：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这也是我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原因。
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又引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我便在这年9月以同等学力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
一、从两套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看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1957年2月初，我正式进校学习，导师是杨晦和钱学熙先生。他们给我们的“见面礼”就是读150多本书的清单，其中有上百本（套）中西方自古到今的名著。后来想起来，那是很有益处的，真正为我打下了学术基础，使我终身受益。
就在我研修了两年文艺理论专业课程，并逐渐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方向时，1958年10月底，因中文系急需教师，我被半途从研究生岗位上调出，为20多名外国留学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这不仅是岗位的变更，而且是专业方向的改动，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做起。
1961年，我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大学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由唐弢先生担任主编，王瑶等为编委，我是责任编委。我当时正由教育部派往匈牙利布达佩斯讲学，5天后就要走。唐弢先生听说后，让教育部把我扣下，这是因为唐先生曾经读过我此前刊发的一些文章，觉得我写文章比较认真，责任感比较强。这样我就留下来了。我因此而有机会与唐弢先生一起工作，这是很幸运的。
唐弢先生对文学史的编写规定了几条重要原则：一是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二是注意写出时代气氛；三是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四是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对于文学史工作者来说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五是文学史尽可能采取“春秋笔法”，褒贬要从客观叙述中流露出来。我认为唐先生提出的上述几条原则，不但对消除当时“左”的影响，而且对整个学科建设，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编写这套教材的过程中，我通过认真读原始材料，感觉到当时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五四运动时期，似有不妥，因为实际上在19世纪80年代，文学已有了鲜明的现代特征。首先，“五四”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说，早在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足足早了30年。其次，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了几部有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如《老残游记》《孽海花》以及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而清政府派驻法国的外交官陈季同，已经向欧洲读者积极介绍中国文学，同时又在国内倡导中国文学与“世界的文学”接轨。他还用法文写了7本书，主要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尤应重视的是，陈季同还用西式叙事风格，创作了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1890年出版），成为由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可以说，陈季同作为先驱者，早已参与了文学现代性运动，并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预先扫清了道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文学史还是没有能够将叙述起点往前推移。
本世纪初，高教出版社要我牵头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担纲之际，我正式向编委会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该在何时的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文学史分期的标准和这部教材的定位，也关系到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正确认识和表述。为此，我先后写过《文学史分期之我见》《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即陈季同著《黄衫客传奇》）等文章，详细阐述我的观点。编委会经过慎重讨论，统一了认识，确认现代文学的起点应该提前到19世纪80年代。在作为教材引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以下简称《引论》）中，开篇就写道：“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到清朝的晚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达到高潮。从此，中国文学史进入一个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的崭新阶段。”由此确立了现代文学的起点，奠定了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块“基石”。
二、文学的现代性是现代小说评论的重要考量标准
何为“文学的现代性”？《引论》指出：“所谓‘现代性’，除了现代物质生活条件外，更指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变革时期的文学主要是启蒙与关心现实的文学，是‘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的文学。这些文学当然也可以说是传统的‘经世致用’态度的一种继承。但在两个层面上，它们又与传统文学很不相同：一是用来启蒙的思想具有现代人文关怀，与封建的‘道’及‘三纲’观念根本对立；二是肯定文学具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反对简单地将文学只当作‘载’某种观念的工具。”
1958年4月，我应邀为《文艺报》当了业余评论员。我认为，评论就是在读者和作品之间搭起桥梁，真正让作品与读者做到“融通”和“不隔”。而要做到这一点，便须体察人情，体察生活，熟悉自己所要熟悉的那些生活内容，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正是如此，我对《创业史》人物塑造的问题，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在1961年6月发表于《文学评论》上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中，我提出，《创业史》里最成功的形象不是梁生宝，而是梁三老汉，他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尽管因此而受到100多篇文章的批评，我仍然坚持自己源于作品、源于史料的看法，最后得到学界和作家本人的赞同。
我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也是如此，不仅反复钻研作品，阅览《明史》相关部分，还在一位明清史专家指导下，读了明末清初的十几种野史，终于在1977年末、1978年初写成《李自成初探》这篇近4万字的论文。接着又写了《气壮山河的历史大悲剧——〈李自成〉一、二、三卷悲剧艺术管窥》《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艺术贡献》《漫谈〈李自成〉的民族风格》等文。在我个人看来，《李自成》是迄今为止长篇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也是一部用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写出的历史小说。
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金庸是用现代小说模式写武侠小说的高手，我也花了不少工夫做评论，先后出版了《鲁迅的复调小说》和《金庸小说论稿》，在此就不多讨论了。
三、文学的现代性是正本清源的重要依据
1978年末开始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伟大运动，也是推动文化和文学走上现代化正轨的运动。因此，必须正本溯源，从根子上加以清理。
1979年起，我先后选择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界发生的三次思想批判，从原始材料入手，找出问题所在，写了《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等几篇论文，澄清数十年的沉冤。
第一个目标是1948年东北由《生活报》发动的对萧军思想的批判。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我就读过《萧军思想的批判》一书，知道其中全为批判者的文章，附录所收则是被批判者的若干片言只语，对于了解事情真相并无帮助。读完原著才知道，《新年献词》本是萧军独创的由主人公“老秀才”以独白方式叙述自己思想转变过程的小说体作品，尽管主人公原先对土改有过错误看法，但后来受亲属中“革命者”的教育，终于改变想法，对党由佩服而衷心拥护，并向人民发出“支援前线”“拥护民主政府”“开展新文化运动”等七点呼吁。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读者，都不会把作品中这个60多岁的老秀才当作萧军本人，更不会把老秀才追忆自己旧思想时坦露出来的那些错误的话，当作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恶意”攻击。然而，当年批判萧军，恰恰出现了这类荒唐局面，这确实说明批判者身上那些与现代思想背道而驰的封建宗派主义思想，已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
我选取的第二个目标是重新审视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所受的批判。我从分析《在医院中》的艺术内容入手，指出主人公陆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现代科学文化所要求的高度责任感与小生产者的愚昧、冷漠、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的尖锐对立，而不是批判者所说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与革命集体间的矛盾。从鲁迅小说开始的“五四”新文学对“国民性”的批评，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小生产思想习气的批判与改造。正是在这种历史局限下，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问世不久就受到了批评。唐弢先生在《求实集·序》中，将我这番评论称为“关于《在医院中》的精辟论述”，“把问题提到理论高度上”，给予我很多鼓励，使我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增添了不少勇气。
我的第三个目标是剖析1958年发动的那场批判巴金作品的运动。当时的《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中写道，《家》的“积极作用、进步作用”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而“早已过去”，从现实标准来看，它已只剩下了“和今天共产主义思想尖锐对立着”的“消极的、错误的东西”，因而“害处就特别大”，必须予以批判。而在我看来，由于《家》真实地描绘了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揭露了旧家庭的腐败一面以及旧礼教带给青年的戕害与痛苦，它的“积极作用、进步作用”可以说永远不会“过去”，它永远能成为帮助年轻人认识封建家族制度、促进国家和文学现代化的一份生动教材。
拨乱反正也提醒人们去反思，这种从政治上着眼的、外在于文学的批评标准是否合理。1981年，我在纪念鲁迅百年诞辰所写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试着提出一种新的角度和标准，就是“文学现代化”。我认为，“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而鲁迅，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路先锋。”我从创作方法等方面对鲁迅的《呐喊》《彷徨》的特点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着重阐明其现代的意义。还写了《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试图总结若干经验。有些学者敏感地注意到了这种角度的变化。钱理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就说：“严家炎老师在一篇文章里最早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鲁迅手里开始的，他用了‘现代化’这样一个标准，打开了思路。”
四、现代性也是评判启蒙文学的重要标准
在文学理论界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叫作“救亡压倒了启蒙”，认为抗战时期只有国防文学，没有启蒙文学。为此，我特地阅读了大量作品，做了认真的研究，结论是：抗战文学并非简单的国防文学，并非只是揭露侵略者凶狠残暴、鼓舞人民同仇敌忾的文学，它同时也是继续进行启蒙，并深入反对专制主义与封建愚昧，文学启蒙和文学现代性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的文学家们即使生活在战火纷飞、生活艰苦甚至贫病交加的条件下，依然没有辜负人民和时代的重托，敏锐而及时地写出了抗战需要的一批批好作品。田间的短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不仅是鼓动人民踊跃投身抗战的诗传单，而且也是激励群众要当主人、不做奴隶的启示录。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不仅借女主人公贞贞被日寇抓去当“慰安妇”的惨痛经历控诉敌人的残暴，更以无辜的贞贞虎口逃生却遭到有封建思想的村民百般鄙视乃至凌辱，而尖锐地提出了部分群众的自私、麻木、缺少同情心的问题。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则正面表现憨厚淳朴然而愚昧迷信的农民出身的主人公，在抗日游击战争中逐步摆脱旧思想的负担而终于成长起来并英勇作战。孙犁的《荷花淀》等小说，既富有诗意地写了白洋淀人民在艰苦年代的抗日斗争，更从现代性的可贵高度映照出一代青年妇女心灵觉醒的美好闪光。
还有丘东平的短篇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沙汀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徐訏的长篇小说《风萧萧》，还有陈汝惠的长篇小说《风尘》等等。这些作品或明朗或隐晦、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了不同地区抗日背景下发生的各类不同的问题，实际上都为中华民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也大大推进了文学的现代化。如果再加上一些看似与战争无关却具有启蒙、反封建内容的作品，像巴金的《憩园》《寒夜》、曹禺的《北京人》、萧红的《呼兰河传》、沙汀的《淘金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师陀的《果园城记》，以及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那么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说，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上述一系列作品的出现和受到欢迎，都显示出伟大的全民抗战是需要现代性文学的启蒙的。
五、现代小说流派是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产物
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发掘和研究现代小说流派。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写作最艰苦、投入时间最长的一项工程，便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前后花了10年时间。
之所以艰苦，首先在于这本书所要求的鲜明的原创性。它是这个学术领域中的第一本书，没有其他同类史籍可供借鉴，其中必须贯穿和渗透自己的许多独特发现和认知。书中论述的八个流派，从命名到流派特征的概括，可以说都包含着我的许多劳动和心血。创作流派是在文学现代化进程中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地主观臆断的。八个流派中，初期乡土派、前期浪漫派、“革命小说”派、社会剖析派、后期浪漫派，都是由我命名的。新感觉派被埋没了几十年，新时期经我发掘出来，所以施蛰存先生称自己是“出土文物”。京派虽沿用旧名，但对其内涵作了极严格的限定，并将它与京味小说区分开来。七月派则是在国统区创建发展起来的，过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至于对每个流派的特征及流变的考察和阐发，更动用了我在中西文学乃至文化方面大半生的积累，这也许就是几位不同的评论者都认为本书“有理论深度”的原因。
其次，还因为小说流派史是个多层次的高度综合性工程。它面对的不仅是作家个体及其创作个性，更是由许多作品所体现的某个作家群体的共性——该流派的审美独特性。鲁迅曾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小说流派史要画的是一类人的眼睛，也就是各个流派不同的审美特征。同时，小说流派史还注意到不同流派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状况，从而显示出错综复杂的立体的关系。在这三个层面上都要做到准确和传神，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尽量谨守着这样一条原则：让材料本身说话；有一份材料，就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
在对各个流派发展进程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看出，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相遇、相融、相互交汇而逐渐形成的文学新质。为此，我注意厘清了它们之间主要的互动关系：
一是小说流派与中外文学传统之间的传承关系。例如初期乡土小说家就相当重视对欧洲乡土文学的借鉴和吸收。从鲁迅起，鲁彦、彭家煌、台静农、黎锦明等都对波兰、保加利亚、希腊、西班牙的一些乡土色彩较浓的作家，如显克微支、莱芒忒、北阿·巴罗哈等“欧洲各小国有名的风土作家”很感兴趣。周作人还受欧洲乡土作家作品及其文学理论的启发，在中国倡导乡土文学。他鉴于新文学较多接受了异域的影响，因而希望乡土小说能在中国本土生根、开花、结果。同样，社会剖析派的产生，也是与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科学的描写法”以及唯物史观这种哲学密切联系的。
二是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的依存关系。心理分析小说与社会剖析小说，新感觉派的都市文学与左翼作家的都市文学，这两类作品可以说是相互映衬有时又相互对立并在某种范围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他们互有批判，也互有吸收和肯定。社会剖析派作品在1930年代节奏的加快，就与新感觉派的推动和影响有关。左翼作家楼适夷，还曾用新感觉派的某些手法写了《上海狂舞曲》。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在茅盾《子夜》走红以后，也用两年半时间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叫《中国行进》（初名《中国一九三一》）。1936年初，良友文学丛书的广告中说，穆时英这部刚脱稿的小说“写一九三一年大水灾和九一八前夕中国农村的破落，城市民族资本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可见，其中确实有《子夜》的影响。京派和作为海派的新感觉派之间，情况也大体类似，它们发生过论争，但又殊途同归地走上现代主义的路。
三是小说流派的存在对小说艺术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促进作用。以意识流手法为例，自上世纪20年代在创造社部分作家手中开始运用，到30年代在新感觉派作家手中逐渐熟练，稍后又在某些京派作家手中得到发展，其进步是相当迅速的。又如，小说的横断面写法，在几位社会剖析派作家那里也运用得相当纯熟自然，不但短篇小说中采用，长篇小说也同样采用，这就大大促使小说在结构上克服散漫无节制的毛病，变得集中和紧凑，甚至形成了小说戏剧化的现象。再如心理分析技巧，由新感觉派作家成功运用，到七月派作家吸收发展为“心理现实主义”，用以表现极端对立的心理状态发生180度的相互转化，达到了相当出色的地步。
四是小说流派中作家个体的作用。每个流派当然都有一些人共同的审美特征，但作家个人的创作个性和才华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以初期乡土派作家为例，他们的创作就各有自己的特色：鲁彦的温厚滑稽，彭家煌的机智隽妙，台静农的朴实凝练而富有诗意，都显示了相当突出的成就。事实上，作家个体对流派的发展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子夜》的出现，竟能带出社会剖析这个流派，可见作家茅盾在其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心理分析小说，后来施蛰存已经写不下去，但到了张爱玲手里，却发展得颇为圆熟自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深度。七月派的路翎，创作起步的头两年，几乎完全以丘东平为楷模，但不久就把丘东平远远抛到了后面，真正代表了这个流派小说艺术的水平。因此，我总希望在写好流派的同时，充分显示作家个体所发挥的作用。
今年我已届米寿，我的全集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我愿以此作为一份心意，献给党的百年诞辰，并热切盼望文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全面现代化的那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