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行列中，王愿坚是一个不可忘却的名字。他1944年于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宣传员、文工团员、文工团分队长和报社编辑、记者。在此期间，他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过一些小戏、演唱材料和新闻通讯等。1952年，他被调到《解放军文艺》杂志担任编辑，1956年至1966年间，参与了反映30年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录文集《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1978年起转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文学部主任，后又担任恢复建制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1991年因病去世，享年62岁，终其一生，皆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王愿坚在报社做记者和编辑期间，曾接触过一些老一代革命者，了解了他们的战斗经历和英勇事迹。到《解放军文艺》杂志工作后，更是把深入了解革命战争生活作为重要任务来完成。他先后到福建东山岛、江西革命根据地，数次重走长征路，采访了大量的红军老战士、老赤卫队员、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的地下工作者以及当地人民群众，从他们那里听到了许多当年带血含泪、壮丽动人的革命斗争故事。每到一处采访地，凡有革命历史纪念馆、博物馆他必去参观，并把他认为有用的资料认真仔细地记录下来。特别是与红军有关的素材和资料，他都要收集起来，抄写成册。“他认为这些含血带泪的故事对于在新中国出生的年轻一代太有教育意义了。人民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对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太需要让他们知道老一辈革命者的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前赴后继创造了新中国和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年轻人应该不忘初心，继续踏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奋勇向前。因此，愿坚认为作为一个党的宣传员，他有责任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王愿坚夫人翁亚尼语）
虽然王愿坚没有亲身经历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但部队战斗生活的实际使他对战争有着非常直接的感受、体验和积累，加之其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史诗般的斗争生活进行的采访，占有了这方面丰富的生活素材，使他对这段历史有了十分深刻的了解，使他把主要创作方向选择放在这一时期。他所听到的那么多气壮山河、惊心动魄的故事，极大地震撼、激荡了他年轻的心灵，他的热情和才华凭借红军时期斗争生活的文学创作而喷吐、燃烧。从1954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党费》起，王愿坚陆续写出了一批佳作，如《粮食的故事》《足迹》《妈妈》《七根火柴》《三人行》《支队政委》《后代》《赶队》《小游击队员》《草》，以及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四渡赤水》等。这些作品取材独特、主题鲜明、构思巧妙，善于抓住和捕捉典型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突出特征和英雄行为，来表现主人公的非凡品格和崇高精神，写得细腻真切、生动感人，富有故事性和文学性，大多成为脍炙人口、魅力长存的作品。
在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中，以《党费》最为著名。这篇长度仅7000多字的作品，首发《解放军文艺》1954年12月号，是王愿坚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其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曾被多次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作品以“我”的第一人称视角，从自己每月领到津贴费，并且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受到触动，将自己的思绪从和平年代引向了1934年血雨腥风的秋天，由此切入和展开了作者情感深沉的叙事。在那时候，由于红军主力的撤离，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一支小部队，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被迫上了山。上了山的队伍，既要“瞅空子打击敌人”，又要“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但敌人使出了“移民并村”的毒招，切断了山上的队伍和山下群众的联系。在此严峻的形势下，身为侦察员的“我”被派往山下接头，于是一个坚定勇敢、忠诚于党的女共产党员黄新的形象便进入了读者的视野。
小说主要写了“我”与黄新的两次见面，以及她的两次交党费的过程。女主人公名叫黄新，她把同自己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丈夫送去当了红军，在丈夫去长征之后，身边只有5岁的女儿和她一起过着艰难的日子，她居住的那个村子也被敌人一把火烧光了。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黄新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忠诚，在和部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时候，她联系几个地下党员设法秘密制作咸菜，一旦有机会便将这些咸菜送给没有盐吃的部队以解燃眉之急。“我”与她的第一次见面，是“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听到“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这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情形，表明人物在困难处境中回想过去与希冀未来的内心。小说接着写两人见面时黄新所表现出的机灵与老练，以及用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与一块咸萝卜，招待饥饿的“我”的热心与歉意。告别时她想到有几个月没有交党费了，便拿出鲜红的党证和丈夫留给她的仅有的两块银洋交党费。这是她第一次交党费，这一举动反映出她在特定情境之下，作为一个党员的自觉主动和倾其所有，作品在此是将交党费作为揭示和刻画人物的典型行为来描写的。
主人公第二次交党费，则更是小说叙述的重点。这是半个月以后“我”与黄新的第二次见面，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小说的叙事极有层次感，先是“我”在她的屋外从墙角缝往屋里看，看到黄新把“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等各种咸菜放在一个箩筐里，一个劲儿哄女儿不要吃这些咸菜。“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轱辘轱辘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蘸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通过妞儿渴望吃咸菜、黄新加以阻止的细节描写，令人心酸而又感人肺腑。目睹了此情此景之后的“我”实在不忍心，便推门进去埋怨她不该这样对待女儿，她却告诉“我”咸菜之所以不能动，是她用来交党费的。这样的细节是独特的和让人意外的，表现出一个普通的革命妇女对党最质朴、纯粹和真诚的情感。
小说的高潮段落是在因走漏了消息，白鬼子来搜人的时刻：“她一霎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这表现了她临危不惧的精神气魄，而为了引开白鬼子，掩护“我”把这箩筐咸菜带回到山上的部队，她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更是体现出她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人物也在小说层层递进的描写中，异常丰满鲜活、感人至深地立了起来。作品在结尾处写到：“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主人公黄新交党费这种行动本身，透视出一个普通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贞，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的根本缘由。
王愿坚以短篇小说著称于世，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家。在他坎坷的创作道路上，执著地进行着革命历史题材的探索，付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也显示了他独到的文学才华。他坚称自己只是党的一个宣传员，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盏不灭的灯，这盏灯照亮了他几十年的创作道路，那就是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坚持写革命斗争历史这一题材，而且完全可以写出好的作品。他的作品在国内外都曾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好评，其创作取向和文学技巧对于今天的创作者而言，仍旧是富于启示和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