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对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基本板块相对固定的出版业而言，“主题出版”是一个新事物，是出版工作的新抓手，业界因此呈现了新面貌。从2003年原新闻出版总署自觉实施主题出版工程开始，到今年建党100周年这个主题出版大年，十几年来，主题出版火力全开，全方位推进，成为业界最“燃”的现象和话题。甚至有专家认为，出版业进入了主题出版时代。

主题出版是新时代出版工作的重要特征，是出版战线对我国加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策应。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主题出版即是对这一文化战略和历史任务的策应和布局，且逐步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从选题布局到市场开掘，从出版服务到国际传播，从政策推动到舆论宣导，从理论探讨到出版实践的完整体系。主题出版不仅丰富了出版生态，给出版业带来了增量，更重要的是，它正在重构出版主体，尤其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性质的认识方面，出版工作者在实施主题出版过程中，把主题出版置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放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放到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放到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去思考，加深了理解，坚定了立场。

但主题出版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和问题，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精品生产与主题出版时效性之间的矛盾。主题出版其最初的概念和内涵，是围绕每年重大事件、重大事件节点、重大理论而开展的出版工作。如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等。这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时间节点的主题出版项目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有很强的时间要求，同时下一年甚至当年还有其他主题出版项目要完成。出版单位重视主题出版，抽调精兵强将执行主题出版项目，出版单位也出版了一大批主题出版精品，但也有一些“急就章”，作者创作和出版单位编辑、设计和营销发行等方面不尽如人意。还有相当一部分主题出版项目由于题材重大，需要报备，如果报备批复不及时，该项目出版延后，客观上会影响到项目出版的影响和效益。

二是主题出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问题。2019年3月10日，《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再次明确强调出版工作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随着主题出版在内容构成上的不断扩展，在叙事策略和产品样态上的不断革新，将重大题材、重大事件与时代所需和受众所喜相结合，生产了一大批读者喜闻乐见的主题出版物。主题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产生大致有被列入中宣部相关重大项目、获得重要奖项和项目资助，以及市场发行收益等。2020年各地区各部门各出版单位组织上报了2233个主题出版选题，被列入中宣部重点出版物的选题有125种，占主题出版选题总数的5.6%，当年主题出版方面的重要获奖图书也基本上从这些选题中产生，而往往主题出版项目越是列入了重点越可能获奖，越可能畅销。反之，则可能收益甚微。这里面有重复出版的问题，也有出版单位在主题出版方面市场运作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出版单位把主题出版项目归为“获奖书”——与“市场书”相对而言的“非市场书”，这样的出版理念显然很难把主题出版项目的营销工作做好，在主题出版项目方面市场意识和营销能力都有待加强。

三是主题出版选题创新与机制创新的问题。很多主题出版项目就是一个可以不断深挖的选题富矿，不光可以出版纸质图书，不光图书可以不断进行产品线和产业链延伸，而且可以多介质、多种形式进行深度开发。这方面一些出版单位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如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了聚焦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业风云变幻的“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后，与中国出版协会合作，策划、组织作者进行“出版改革成果系列宣讲活动”。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出版了“长征·我是红小鬼”等红色少儿读物后，组织作者和编辑走进校园，结合对青少年进行党史教育，开展了30多场“青少年红色文化课堂”主题宣讲活动，在宣讲的同时又利用视频进行直播，覆盖学生几十万人。民营公司“一未文化”全版权运营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著作《人世间》的案例应该给国有出版单位以深刻的启发——这才是主题出版重大题材项目的正确运营方式，但它需要打破现今出版单位主题出版项目“老熊掰玉米”式的粗放运营方式，需要出版单位进行组织再造，需要出版单位进行机制创新和考核方式及分配方式的改革。

四是主题出版的内容范围扩展与“泛主题出版”倾向的问题。近年来，主题出版的内容范围不再局限于“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会议、重大节庆日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而是逐步扩展到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范畴。主题出版物涉及的核心问题以及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选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模式、重大科技发展也成为主题出版的重点内容。有人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构成了主题出版的核心内涵。但这三种文化其内涵本身有交叉重叠，同时这三种文化基本上可以囊括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所有内容的范畴，是把主题出版涵盖一切出版物内容了。这种论断值得商榷。聂震宁在2017年即撰文提醒要避免形成“泛主题出版”，这种倾向应引起注意。

五是主题出版国际传播能力亟待加强。邬书林在《中国出版》杂志中撰文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出版的强弱，不是仅看其出版业规模的大小、出版的数量，而是要看其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明的水平，其中尤其关键的是反映当代的创新成果的能力，这是话语权的核心所在。一个民族要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受到世界的尊重和理解，如若没有一批反映本国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对世界文明贡献的出版物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话语权，是话语权的核心部分，是出版强国的标志。我国的主题出版工程，除了拉动内需实现出版有效增长，还应结合“走出去”工程，把主题出版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任务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主题出版，任重道远。

（作者系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