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夏衍在上海满怀悲愤地创作完成一篇名为《包身工》的纪实文学作品。该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为了这次创作，1935年4月到6月，夏衍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对上海日资纱厂中的“包身工”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其实早在1927年，夏衍就开始接触纱厂工人。当年6月，“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发生后不久，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夏衍，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谷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夏衍曾特意从旧货店买了一套粗蓝布短衫裤，他还把自己的头发也理平了。根据组织安排，夏衍逐渐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工人朋友。1929年底，夏衍开始听到一些有关包身工的情况。当时，夏衍住在上海沪东唐山路业广里。业广里是工人区，与夏衍一起做工人运动的同志常到这里来“落脚”。在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夏衍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包身工们的非人生活。
1930年4月末,夏衍、沈西苓、郑伯奇、陶晶孙等人组建的上海艺术剧社（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被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查封，并勒令解散。为继续宣传革命，夏衍与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老友冯秀英接上了关系，并组织流动演剧队到上海各工厂演出。在多次交谈中，冯秀英也告诉了夏衍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夏衍与冯秀英1928年就已经认识。冯秀英是上海出生的广东人，她早前在沪西某大学念书，后因家庭困难辍学，白天她在私立小学当教员，晚上在基督教青年会在杨树浦开办的工人补习夜校当教员。1928年，冯秀英已是一名坚定的、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的独立职业女性和一名共青团员。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夏衍的好友、导演沈西苓想写一部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夏衍听后就把自己了解到的有关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沈西苓，并帮助沈西苓一起撰写剧本。由于创作需要，夏衍又搜集了一些有关包身工的材料。在搜集过程中，上海包身工的悲惨生活使得夏衍感到了“灵魂的震动”。这时，夏衍才意识到，在20世纪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竟然还保存着这样残酷的“奴隶制度”。在此之前，夏衍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尤其在日本时，夏衍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被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如果拿日本女工和中国包身工相比较，那简直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1933年，沈西苓根据夏衍等人撰写的剧本，拍摄完成电影《女性的呐喊》。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包身工的文艺作品。影片围绕女主人公叶莲的遭遇，揭露了帝国主义、 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把头势力共同榨取女工血汗的罪恶行径，展示了包身工被压迫剥削凌辱的凄惨境遇，影片通过先进妇女少英走向革命的过程，揭示出女工的出路。但该片由于夏衍、沈西苓等人对包身工真实状况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加之当时的客观环境限制，以及拍成后电影又受到国民党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反映包身工的影片整体表现力并不很好。
在这次搜集材料、撰写剧本的过程中，上海包身工的凄惨境遇让夏衍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于是他决心去写一篇有关包身工的小说。为此，夏衍准备开始进一步去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后来因为革命工作十分繁忙，有关包身工的文学创作也就搁下了。
直到1935年，因为一个偶然原因，在朋友的帮助下，夏衍终于有机会对上海“包身工”的现状进行实地调研并动笔创作。1934年10月到1935年2月，为配合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对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了三次大搜捕。随着中共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盛忠亮的被捕与叛变，1935年2月19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先后抓捕中共中央局代书记黄文杰、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负责剧联工作的田汉等人，夏衍则幸免于难。根据组织要求，夏衍在中学同学的掩护下，暂时隐蔽起来。正是利用这次隐蔽机会，夏衍开始了有关包身工实地搜集调研工作。为全面真实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及工作现状，夏衍最初找到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同学帮忙，同学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带夏衍到包身工工作的车间考察过几次，这使得夏衍对包身工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直观感受。但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夏衍觉得还是不够。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带工头”对包身工是如何管理，包身工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她们上下班的情况到底怎样，夏衍就必须到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实地去看，到她们上下班的路上实地去瞧。因为包身工受到严密监控，夏衍的这些问题无法从包身工那里得到答案。
因为包身工们一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能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夏衍必须在清早和晚间去到工厂。但当时夏衍住在麦特赫斯德路，那里离杨树浦很远。为了在早上5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夏衍每天半夜3点多就得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包身工上班的情景。由于包身工们上班途中受到严密监视，加之她们遭受着多重压迫和无数的磨难，这些小姑娘轻易是不跟别人讲话的，夏衍很难与她们交谈。
为了得到第一手真实材料，夏衍只得又找老友冯秀英寻求帮助。之前，冯秀英其实已为夏衍提供了许多有关包身工的资料。但夏衍依旧觉得这些资料还不足以让他完成这部作品。很快，冯秀英便将她在补习夜校的学生，在日本纱厂做工的一名青年团员杏弟介绍给夏衍认识。杏弟对夏衍顺利完成《包身工》资料的收集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夏衍对她的评价是“她也是包身工那篇文字的最努力的协力者的之一”。杏弟有着中国工人阶级共有的率直和单纯，她将自己知道的有关包身工的情况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夏衍。为帮助夏衍了解更多情况，杏弟还曾几次特意赶早班，混在包身工的队伍里，向她们打探一些内部情况。可包身工由于被严密管理，不允许向外透露情况，再加上她们看见杏弟服装与她们的略微不同，就害怕得不敢说什么；有的包身工甚至以为杏弟是“包打听”一类人，根本就不和她说一句话。这使得杏弟想进一步了解包身工和她们的内心感受变得十分艰难，但杏弟还是尽力与她们沟通。为帮助夏衍在包身工中做“调查问卷”，本身收入也很低的杏弟还曾自掏腰包买糯米饭请包身工吃。在自身也受到严密监控的条件下，杏弟最终得到了11位包身工的回答，她认真地做了11份问卷。收到问卷后，杏弟赶忙交给夏衍。这让夏衍十分感动，“我早已经不再期待这请托的回答，而差不多已经是一件淡忘的事，可是在她，还能在劳动、学习、工作的余暇，耐心地替我收集了这些可贵的资料。”同时，杏弟还是一名充满正义感，毫不考虑自己得失的机智的纱厂女工。包身工的工房，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为防止包身工与外界接触，他们规定“外头人”绝不能走进。为帮助夏衍得到真实材料，杏弟毫无畏惧地勇敢地带夏衍两次“混进”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在一次陪同夏衍“视察”时，幸亏杏弟的机智对答，才让这次调查得以顺利进行。当时，杏弟带着自己妹妹和夏衍去视察工房，但他们之前并没有约好相互间的关系。等杏弟一跨进她熟识的那家带工头的后门时，她心底就像早已准备好了似的，指着她妹妹对老板娘说：“这是我的同乡，在二厂里做。”回头又指着夏衍说，“这是她的‘爷叔’，在水电公司办事的。”杏弟表现非常镇定，她的妹妹也很平静，反倒是此时的夏衍有些“窘态”。杏弟镇定地继续对老板娘说：“独自租房子不方便，她‘爷叔’的意思想在这一带找一个‘搭饭’的地方。”说完，杏弟回头望了一眼夏衍，暗示他也要对老板娘说上几句。对于杏弟的临场表现，夏衍十分敬佩，“她那种镇定，敏捷，周密，使我相信这完全是由于实际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所锻炼出来的可宝贵的才干”。
正是在杏弟的大力帮助下，从4月初到6月，夏衍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终于比较翔实地观察到包身工的一些日常生活。
由于遭受非人的压迫与折磨，面黄肌瘦、骨瘦如柴都已不能形容包身工的真实情况。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即使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她们还是要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她们“连牛马也不如”，她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
正是因为看到这些真实的残酷的场景，夏衍认为小说已不足以反映包身工的现实境遇，他认为自己应该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如实地、毫无保留地将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写出来。
1936年6月10日，报告文学《包身工》在进步刊物《光明》创刊号刊发。（《光明》为半月刊，由洪深、沈起予编辑，生活书店发行。）《光明》创刊号在社评中对《包身工》评价颇高：“《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纪录。”
《包身工》一经发表，便受到文学界关注。作家周立波在《1936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中，对该作品有一段非常中肯的点评：“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真情挚意的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刚刚萌芽，工人文学非常缺乏的现在，它有双重的巨大意义”。
正因为《包身工》的出现，以文学手法及时反映和评论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的新闻文体——报告文学，开始走入中国现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