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北大红楼一层的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工作处“新闻纸阅览室”，第一感觉是这里整洁而简约，桌子、报架、椅子破旧到有些寒酸。百年前的堂堂国立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的资深研究员告诉我，毛泽东在红楼办公地点并非只此一处。红楼一层东头的图书馆主任室的外间，也是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毛泽东在此帮助李大钊整理材料虽然时间短暂，由于近距离接触，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特殊的。
此外，毛泽东在红楼的数个教室听过讲座、开过研讨会……可以说在红楼多处可以寻觅到毛泽东的足迹。我们仿佛看到，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孜孜不倦阅读的身影。
1918年8月，酷热的湖南长沙。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带着他们湖南新民学会的十来名青年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同行的这些学子，大部分是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
对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记忆深刻，他曾经回忆说：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平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
说来也很有意思，毛泽东虽然组织了去法国的勤工俭学，但是他自己没有去。为什么没有去呢？人们有过不少的猜测或者推测，有的说是因为语言问题，有的说因为百元大洋赴法船票问题，还有的说是因为他的母亲在生病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是在毛泽东的回忆当中，我们看到，他主要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做出这一决定的。他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后来，他还和已经留法的同学、同志有过通信联系，通信联系当中他也曾经说到了他为什么不出去留学的问题。
他说：如果要想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的地盘，关于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以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这是毛泽东自己的回答。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不去出国留学，不去勤工俭学，是因为他认为无论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还是对于他本人，都是留在国内更有利。
写到这里，闪过我脑海里的是毛泽东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的身影，是在灯下撰写《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专著。哪一篇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军情的鸿篇巨制？
北大红楼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一定是十分深刻的。他曾经回忆说：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在他同学的回忆中，最可笑的是他们来北京的一帮年轻人中，能穿得像点样的外套只有一件，所以谁出门的时候谁就穿。好几个人轮流穿过……
毛泽东也曾经说过：北平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北平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这时，他们原来在师范学校教伦理课的教师杨昌济，已经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毛泽东是他的得意门生，他帮助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工作，推荐介绍给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站在北大红楼面前，听讲解员讲述，李大钊聘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助理员，这个助理员一个月能拿到的薪水是8块大洋，在年轻的毛泽东看来这是一笔不小的钱，对于他解决眼前的吃住问题应该是给予了很大帮助。
1918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建成不久的崭新的国立北京大学的红楼，走进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面对彬彬有礼且又不失教授风范的李大钊，从湖南韶山走出的毛泽东难免有几分局促。他们究竟是怎么谈话的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是，这次见面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邂逅。
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北大红楼，见到了“真正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也曾经说，毛泽东是湖南青年学生领袖，这个说法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再次来京时所说。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指导毛泽东接触到了不少关于图书馆业务上的工作，使他有了能够看到各种最新的书刊的机会。在他管理的日报阅览室，有15种中外文报纸，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很难得。这些报纸使毛泽东眼界大开，接触到了很多在湖南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帮助李大钊整理有关图书馆的资料时，有机会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旁听了北京大学一些课程，参加了好几个社团，比如哲学研究会、新闻学会。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接触到了各色人等，比如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后来在陕北的窑洞里，他对斯诺说，由于我当时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的领导者，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应该说抱着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有一次胡适教授在北大红楼讲演，讲演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想提一个问题，当时围在胡适身边的有很多人，所以毛泽东提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胡适的回答。
毛泽东回忆说，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那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比如陈公博，比如谭平山，后来他们这些人虽然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强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可是1926年他被张作霖给杀害了。
这就让我们想起，在毛泽东留下的手稿当中，有上百篇是他用毛笔、甚至铅笔为新华社、《解放日报》等写下的新闻稿。他的这些新闻稿，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用三篇新闻稿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进攻石家庄的阴谋，“三篇雄文退敌兵”。这其中的新闻功底可见一斑。
在这段时间里，因为要组织湖南的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毛泽东还有机会到设在北京长辛店的留法预备班学习。还到过河北省保定的蠡县等地进行过考察，安排湖南籍准备勤工俭学的同学在那里去补习法文等等，因此他也接触到了一些原来在湖南很难接触到的人和事。
在北大红楼，在青年毛泽东人生当中还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他在这里认识并且爱上了恩师的女儿杨开慧。
这里我们要多说一句，杨昌济先生对于毛泽东来说可以称之为恩师。我们常说“知遇之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杨昌济先生就非常欣赏这位学生。毛泽东在一师毕业之后，给杨先生写信，希望先生能在北京找找出路。在毛泽东没来北京之前，杨昌济先生几次让先期到京的、也是新民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催促毛泽东尽快来京，一是商讨有关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二是杨先生还希望毛泽东能够进北大读书。虽然后来因为学历问题没能够进入北大，杨先生又把毛泽东推荐给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直至后来为了解决这一批湖南留法学生的路费问题，杨昌济先生抱病给在上海的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毛泽东等拿着这封信，找到章士钊为这批赴海外学子筹得两万大洋的旅费。这也就引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每年用自己的稿费给章士钊还款两千元钱的佳话。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寒风当中，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的演说时，热情洋溢地告诉人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喊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讲演的听众当中，就有从北大红楼赶来的25岁的毛泽东。
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毛泽东相继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十月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颇带感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1919年的严冬，毛泽东再次乘坐火车来到北京，这次和他一路同行，顶风冒雪来北京的,是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公民代表团的成员。
百年前的“驱张运动”起因是，1918年3月军阀张敬尧到湖南主政后，实施暴政，搞得三湘四水民怨沸腾，湖南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各界自发组成了驱张运动联合代表团。他们赴京请愿，向当时的总理衙门递交湖南人民的请愿书。
到达北京之后，他们住进了皇城根一个神秘寺院福佑寺。毛泽东一进福佑寺就开展了紧张的工作，迅速成立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毛泽东自任社长。他带领编辑撰写油印了揭露湖南军阀张敬尧罪恶的文章和驱张的消息，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福佑寺的灯光经常亮到黎明。在后配殿，烧香的案子就是他们的桌子，搭起的木板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毛泽东起草了《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湘人力争矿厂抵押》等犀利文字，经过北京的《晨报》等报刊发表或者转载以后，在全国产生影响，也让更多人聚集在了驱张运动的旗帜下。
在这里，毛泽东和湖南的学生社团、北京的辅仁学社建立了联系，发动他们参加这次驱张运动，并且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也是参加驱张斗争的积极分子。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以及辅仁学社在京成员，赶到南城陶然亭的慈悲庵内，共同商讨怎么样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会后他们在山门外那棵大槐树下照了一张相，这也成了毛泽东在上个世纪20年代留在北京的非常珍贵的影像。
1920年1月28日，湖南驱张运动的各界代表在毛泽东的组织和带领下，顶着寒风、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奔向了新华门，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国务院递交请愿书，请愿书的题目是“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痛陈了他“督祸湘人，罪大恶极；湘民痛苦，水深火热”的事实。喊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口号，强烈要求张敬尧下台。
毛泽东和驱张运动的代表在北京先后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驱张运动的强大的舆论场。在当时全国政治军事集团各种力量角力的大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和一个强大的军阀对垒居然实现了成功逆袭，获得了空前成功，张敬尧最终被赶出了湖南。
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数次到北大红楼拜访李大钊，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创办这个学会就是要把思想启蒙和文化事业作为重点，宗旨是：要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们要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要求所有的会员具备以下信条：第一奋斗，第二实践，第三坚忍，第四俭朴。它的宗旨和信条毛泽东非常赞同。加入这个学会以后，积极参加了很多活动。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还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译著，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使得青年毛泽东真正跳出了湖南的视野，站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样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来思考问题。
从此，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了第一步，也奠定了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仰基础。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在1936年和斯诺长谈时说：1920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些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的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是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是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和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