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重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巡览中国现代文学画廊，可谓琳琅满目，浩如烟海。如此成就的取得，怎能忘记上世纪初叶文学先驱们为开创革命文学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在众多革命文学先驱者中，蒋光慈堪称“开路先锋”。
从“漂泊者”到革命者
蒋光慈1901年9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白塔畈镇白大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列强的为非作歹，巨额盘剥，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荒淫无度，使中华大地暗无天日，老百姓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蒋家几代人靠抬轿、经商为生，日子还算过得去。所以在蒋光慈7岁时才有条件被送到朱丹塾师那儿念书。由于他天资聪慧，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深得老师赏识。11岁时，蒋光慈来到离家20余公里外的河南省固始县陈淋子镇志成高小读书。毕业后考入固始中学。入学不久，因反抗富人校长欺辱穷苦学生而被辞退。1917年夏天，经在芜湖读书的同乡李宗邺的推荐，蒋光慈才得以前往安徽省立芜湖第五中学读书。这所中学当时是安徽省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皖省内外学校和社会中有着较大的反响。
蒋光慈因从小目睹了下层穷人的苦难生活，所以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选为芜湖市学生自治会副会长。他多次组织同学们上街游行，并带领学生到各商店宣传抵制日货，呼吁商界罢市，并代表芜湖学生界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成为安徽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
为了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和道路，蒋光慈于1920年8月只身前往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并结识了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后经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首批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受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
1921年春天，蒋光慈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与刘少奇、任弼时等赴苏联莫斯科深造，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1922年12月7日，蒋光慈在莫斯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蒋光慈第一次将自己署名为蒋光赤，以显示其向往革命的决心。
莫斯科4年的学习，使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以笔作枪，开创革命文学
1924年秋天，蒋光慈满怀救国之愿学成返回祖国。归国后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当时，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虽然不复存在，但中国共产党仍处于幼年时期，特别是北京长辛店“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华大地仍阴云密布，混乱不堪，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民族的未来呈现出一片黯淡。蒋光慈深深感到，在中国，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唤醒沉睡的国民。要唤醒国民，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开创革命文学，用革命的文学教育启迪下层人民。于是，蕴藏在蒋光慈身心内部的文学酵素发酵了，“莫斯科的旗帜，把我的血液染红了”。他下决心要做一个“革命的诗人，人类的歌童”，用自己的笔来狂歌革命。1924年底，他与沈泽民等同志发起成立了“春雷文学社”，用文学作品传播进步思想。
与此同时，他还挤出时间，抓紧创作当时工人农民等下层老百姓能看懂的进步文学作品。1925年1月，他第一部诗集《新梦》出版。时任左联常委、著名文学评论家钱杏邨对此评价道，此诗集是“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鼻祖”。同年4月，他又奉调北京参加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工作。1926年，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问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初成果和扛鼎之作。1927年11月，反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中篇小说《短裤党》出版，又在民众中引起极大反响。1928年，他与孟超、钱杏邨等人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刊》《新流月报》《拓荒者》等进步文学刊物。
蒋光慈不仅致力于革命文学创作，而且还进行革命文学的理论探索，先后发表了《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界》等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理论文章，号召作家进行革命文学创作，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向前进。他在文章中疾呼：“无产阶级革命，不但是解决面包问题，而且是为人类文化开一条新途径。”根据当时的形势，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初步主张：“谁个能够将现实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斗争，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文学。”这些观点直面现实，深入浅出，无私无畏，且与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因而十分引人注目。
为了创作更多的革命文学作品， 蒋光慈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呕心沥血。除了工作便是写作，无暇休息，更谈不上消遣。连父母多次来信催他回家一趟都未成行，甚至连同女友宋若瑜见第一面的功夫也抽不出来。在此之前， 他们仅只是鸿雁传书、互递爱情。由于日以继夜的工作和写作，他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于1929年11月赴日治病疗养。在日期间，他还在异国他乡主持成立“太阳社东京支部”。病愈回国后，又与鲁迅、柔石、冯雪峰等人组成中国左翼联盟筹备小组。1930年3月，“左联”成立时蒋光慈被选为候补常务委员。同年11月，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完稿，作品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前后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作者最成熟的一部作品。他感到无限的欣慰， 因而干劲更大。
在风雨飘摇、警探盯梢的恶劣环境中，蒋光慈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昼夜写作，即使肺病复发，也不听从瞿秋白、钱杏邨等人的劝告，不去医院治疗，致使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体虚弱不堪。他说他舍不得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医院。当时的中国文坛上，直接写革命者的作品很少， 即使有，也是采用隐讳的笔法，老百姓不易理解。所以，他以朴实的文笔，努力写出更多的作品，唤醒广大工农群众，激发他们起来斗争。1931年4月，蒋光慈肺病加剧，于8月31日在上海同仁医院病逝。从此，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儿女，中国文艺界失去了一位坚强的文化战士。1957年2月，安徽省民政部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传世之作，唤醒民众千千万
在蒋光慈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少年飘泊者》可算是其代表作。它标志着当时蒋光慈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界引人瞩目的革命文学代表作家。小说主人公汪中是来自于安徽偏僻农村的一名青年，因父母被地主所害而成为一个孤儿，后来又当过土匪、乞丐、盗贼、学徒、流浪者、茶房、工人、囚犯，到处漂泊流浪，最后报考黄埔军校，在东征惠州战斗中牺牲。汪中不懈地追求幸福、反抗不幸的遭遇，对革命抱有坚定的希望和信心。他渴望自己做“一位不怕死的好汉”，有一定的革命气慨。整部小说展现了五四运动前后到国共合作黄埔东征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反映了中国人民怎样的受着压迫，怎样的在压迫中感到痛苦，怎样的在痛苦中有了觉醒，有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仇恨并自己站了起来。这部作品表现了当时中国青年由个人奋斗到参加集体斗争的全过程，反映了第一次大革命前夜，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和情绪。可以说是革命文学萌芽时代的一部实录。
《少年飘泊者》的正式出版，在当时黑暗的中国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引起了巨大反响。这部小说好就好在，适应了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形势的要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在大革命高潮渐起中，尤其需要反映工人农民生活、反映革命人民英勇斗争的作品，以教育、鼓动、推进革命者再次投入新的革命斗争。据相关史料反映，当时众多有志之士都是因为读了该小说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特别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的《习仲勋传》中，发现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多次回忆说，他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就是受到当时著名革命作家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少年飘泊者》的影响。“习仲勋读着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汪中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情实感的反映。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复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后来，习仲勋曾多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当时认识到社会这么黑暗，旧的剥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飘泊者》影响极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少年飘泊者》似一股清泉流向久渴的土地，滋润了那一颗颗奋进的种子，许多苦恼、忧郁、彷徨不定的青年在汪中形象鼓舞下，纷纷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当时许多读者给蒋光慈写信，称他的这部作品似一盏路灯，为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
《少年飘泊者》的正式出版极大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为革命文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书信体小说，也是革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批文学青年被它打动而矢志献身文学事业。正如文学评论家陈荒煤阅读后所言：“堕入无声的中国，真是说不出的迷茫和郁闷，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使我当时感动得落下泪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看了小说后也不无感慨地说：“我就是怀揣着《少年飘泊者》去参加革命队伍的。”郭沫若读了《少年飘泊者》非常激动，称其为“革命文学的前茅”。
《少年飘泊者》的正式出版也使敌人闻之丧胆。当时的反动当局发现该书的内容和巨大作用后，立即下令各地严加查禁。正如太阳是遮不住的一样，该书越禁越多，从1926年1月初版到1933年5月，仅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就达16个版本。当然，特务的检查和跟踪，已给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麻烦和困难，以至于他在这一时期不断更换笔名，其中就有蒋光赤、光赤、侠生、宣恒、华维素等多个。可以说，反动当局的严加查禁，也为小说的广泛传播作了很好的宣传。
作为我党早期的共产党员，蒋光慈同志全身心地为党为人民写作， 竭尽全力地为革命文学呐喊，为后世文化人树立了好榜样；《少年飘泊者》持续不断地传播，唤醒、打动和振奋了无数读者，使该书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