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是柔石（1902-1931）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影响。自1929年出版以后，引发诸家评议，反响热烈，鲁迅也曾撰文推介，各界对《二月》的分析、研究与讨论一直持续至今。1960年代，小说《二月》被拍成电影《早春二月》，成为“十七年电影”的经典作品。1980年代，亦出版了多种连环画版“二月”，大大提高了小说的普及化与通俗化。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剧《早春二月》、话剧《二月》等佳作频出，让观众感受到柔石作品的视觉与听觉双重魅力。本文即梳理近百年来《二月》诸般样态，考察其“彷徨的张力”，看《二月》是如何成为长盛不衰的经典的。
一
1926年早春，柔石离开北京，向南回到“绿色的海滨”——上海，想找“做事吃饭的地方”，暂住严苍山、汪静之、童中岳等同学家中，与王方仁和崔真吾一起创办学校而奔走于杭沪间。随后，柔石经王方仁介绍至镇海中学教课，后任教务主任。期间“三·一八”事件使柔石“心内的一腔愤懑，真恨的无处可以发泄”，于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号，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遂作小说《旧时代之死》。
1927年柔石经宁海中学吴文钦邀请，以“开展宁地之文化”之想法，“返里服务”，担任宁海中学国文老师，兼授音乐与英文。随后发生的“四·一二”事件则让江南一片白色恐怖，柔石身陷入其中而周旋。
1929年，柔石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环境迫使他在思想上让过去那种各行其是的自由主义色彩逐渐退却。这时的他将自己在浙江那段教师生活融入小说里，创作了《二月》，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镇海县为芙蓉镇，宁波市即海市，普陀山是女佛山，镇海中学即芙蓉镇中学。
《二月》以1926年前后作为时代背景，通过书写青年知识人萧涧秋、陶岚等，以及在北伐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文嫂及其一对子女的命运际遇，反映了大革命时期社会现实和知识人对所处时代的思考，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极富诗意、篇幅精悍有余味。虽然《二月》以恋爱为主题，但青年对时代的“彷徨”、对时局的“徘徊”，让柔石的笔墨坚定地站在贫苦无依的寡妇孤儿这一面。可以说，对革命者的尊重与对弱者的怜悯，构成了萧涧秋的性格底色。小说里文嫂及其幼子的双亡，让萧涧秋心灵上受到了打击：拯救弱小者和人道主义的寄托彻底被摧毁，他苦闷着、矛盾着，对未来更加彷徨，看不到路在哪里。另一方面，陶岚与萧涧秋之间感情纠葛，组成了《二月》的中心情节，使读者有了青春美感之阅读体验。陶岚面对萧涧秋娶文嫂为妻时，压着内心波澜，只有一句“我觉得自己孤单”，恰似萧涧秋说的“长阴的秋云里底飘落的黄叶的一个人”。
二
《二月》写就后，柔石送交鲁迅阅读。鲁迅很重视这部作品，对它有详细的口头批评，非常具体地指出优点，也指出缺点，柔石非常悦服这种诚恳而具体的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才是对作者有帮助的批评。鲁迅于8月20日撰文《柔石作〈二月〉小引》发表在《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10月5日，鲁迅校毕《二月》。11月22日，《二月》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人。师从丰子恺和陈抱一等名家习西洋画，国画等亦有涉猎，为其从事书籍装帧艺术奠定了美学基础。鲁迅的《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作品封面皆出自陶氏之手，与丰子恺、钱君匋并称为中国现代书籍装帧的三大家。1929年8月6日，陶元庆因病去世。故柔石《二月》封面成了陶氏遗作。《二月》的封面，陶元庆用上下两段横线，简练地概括了画面的空间，黑色线条勾勒出诸多人物的相貌，在类似河流中颠三倒四漂流着，满幅画面被紧张的情绪所包围，将“二月”主题表现得恰到好处，又耐人寻味。画面富装饰感而柔弱阴沉，虽属于西方的风格，但里面却涵容着一种东方的飘逸的气韵。
柔石拿到样书立即寄赠妹妹一册。12月3日，柔石又寄妹妹《三姊妹》小说一册，扉面上还亲笔写着“前给你《二月》，你会懂吗？现在送你这一本，很浅的，你可看看。”
《二月》出版以后，佳评如潮。《春潮书局出版物所得的佳评》一文摘引鲁迅赞语：“我从作者用了巧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次年鲁迅将《二月》列为“优秀之作”之一再次予以肯定。鲁迅的《柔石小传》中总结“小说《旧时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为柔石的“文学上的成绩”之一。柔石女友冯铿则说：“你把我的精神占领了去！坦白地告诉你：……自看你的《二月》以后，一种神秘的，温馨的情绪萦绕着我。差不多每一件事物，每一个时间空间我的心里总是充塞了这样不可救药的情绪，弄得自己简直莫明其妙，好像完全转换了另一个人！”
岁月悠悠，业已证明《二月》的艺术生命力。自《二月》1929年由春潮书局出版外，还有厦门大学油印版（年份不详）、1980年英文版、1982年德文版等，广为流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小说之一。
三
电影导演谢铁骊尤为偏爱五四时期的小说，他认为《二月》不是“才子佳人”的忧郁生活，而是讨论知识人面对革命，是顺流而进，还是急流勇退，这恰恰反映着革命的人道主义。但谢氏改编《二月》时，对柔石略显消极的结尾——萧涧秋去了女佛山——做了修改，即让萧涧秋奔向革命。
谢铁骊剧本《二月》于1962年2月16日完成，载1962年6月7日《电影创作》第三期。后来夏衍很重视这部剧，他认为原著小说中的“二月”，实质上表达的是一种“春寒”。他又认为60年代的“二月”已无“春寒”之意。于是建议将片名改为“早春二月”，点出“早春二字比较醒目一些”，意即“春天快到了，但春寒还未尽”。此修改乃点睛之笔，叫“早春”而非“初春”，一字之差却云泥之别，再一次体现了文艺体裁的标题都是极重要的。
1962年，夏衍在北京电影厂召开关于《二月》的讨论会上说：柔石《二月》发表之时，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原著及鲁迅的“小引”都很隐晦，比如小说中没有表现芙蓉镇的地下激流，因为当时这些东西不允许反映在作品中。但夏衍认为谢铁骊改编的时候，可以运用一些后景、道具以及通过人物的精神面貌，将当时的时代背景勾勒出来。夏衍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所以本身对柔石的《二月》应该也很喜欢的。夏衍对剧本的分镜头进行了细心修订，比如说，谢铁骊写的剧本里原有一处，场景为“荷花地，外，夜，春”，夏衍则在“春”的地方画了一个圈，并打上问号，旁边注明“春天不会有荷花”。夏衍的批改台本藏于北京电影制片厂，2000年为纪念夏衍诞辰100周年而影印出版，收入《夏衍手迹》。
1963年电影《早春二月》拍摄完成，可谓谢铁骊最成功的电影作品，也最可代表其艺术风格。因为此片艺术上的重大突破，播映后引发强烈反响。1983年被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誉为“中国最美丽的电影”。1995年又被评为“中国电影90周年十大优秀影片”。
《早春二月》里“萧涧秋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同时，“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 细观《早春二月》，其爱情色彩颇淡，更多描摹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找寻与探求，以及任何时代青年都会有的彷徨、苦闷与迷惘。《早春二月》在当时充满了争议，但在后世却让我们恍然大悟，在“十七年”电影史上留下浓重的笔墨。这使柔石《二月》在非常年代里实现了经典的再生。
四
在20世纪中国的大众传播史上，连环画无疑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文化存在。自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诞生，到80年代急遽退场，连环画以其“图画叙事”的媒介特质和建构其上的通俗文化形式，深深地嵌入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底版之中，成为国人共有的文化记忆。
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前后，至少有四种与小说《二月》有关的连环画出版，发行量达180万册之多。
比如1979年有电影连环画册《早春二月》（文飘改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是根据同名影片改编而成。封面极有特点，是陶岚看萧涧秋弹钢琴的画面，在中国还在“徘徊”的时期，描述青年人彷徨的电影用体现爱情画面作封面，足见中国改革之端倪。
1980年出版有连环画《早春二月》（姜文丽改编、邵殿英选片，辽宁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印数530,000册），亦由电影改编而来。
1981年则有连环画《二月》（小戈改编，胡博综绘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此册特点是将结尾改为“陶岚和哥哥去上海准备找萧涧秋”，“河水总要流向大海，汇成那呼哨着的涛声……”连环画的题意所指非常明显。
1984年，王良莹改编、盛增祥绘画的连环画《二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封面是萧涧秋低头赶路的苦痛表情，封底则画着芙蓉镇的桥和风中的柳树，在内容提要里称“故事刻画了旧社会知识分子在摸索前进道路上的痛苦心情，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颇具时代特征。
反映年轻人“彷徨”的通俗连环画《二月》，其巨量发行、受众群体、风格特征、艺术成就等方面都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经典作品对社会文化传播产生出的巨大影响力，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还没有哪种文化传播形式或载体可以达到如此普及的程度。
时代在更迭，青年人的“彷徨”却似乎成为一个亘古主题。2019年，话剧《二月》的导演李六乙接受《北京晚报》采访时说：“柔石笔下的芙蓉镇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其中的一些甚至比我们很多当代的作品更具思考价值，它关乎当下，无疑也关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