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政治的现实题材写作是作家张平看待世界与择取世界的一种方式，他在事件存在的密度和厚度中触摸着“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丰富着艺术介入现实的思考。2004年出版的《国家干部》延续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实践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将嶝江视作一个带有隐喻特质的场域，在这里集中了权力滥用、干群关系紧张等现象，在书中，张平对个体人格进行了有选择地切入和零距离的书写，展现了官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国家干部》以刘石贝、汪思继、陈正祥、夏中民等多位官员的视角观察问题，人物各自发声，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引发矛盾，在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将冲突引发至极限，在坚定不移的抵抗之中突出主题思想。矛盾的爆发实际上是瞬间且紧张的，但在矛盾触发之前，作者对叙事进行了慢速处理，有意将叙事速度减缓，细化了多方势力交锋和紧急事件处理中的方方面面，描绘了前因后果与具体细节，因此发生在嶝江的故事可以在叙述从缓到急的速度中，一步步拥有饱满的精神含量。
小说的介入姿态要求作家以最为清醒、理性的方式参与到现实与时代问题的讨论之中，因此作品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感来最大程度地保证真实性。然而，小说的本质特征是虚构，而且自身拥有完整独立的内部结构。“真实”与“虚构”之间便产生了巨大的差异隔阂，但作家张平在与周遭社会发生的一切产生近距离贴合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小说形式与写作细节上的尝试。如第二十三章，夏中民在沥水镇党委办公楼与上千位村民对话时，村民李黑娃、齐桂枝、丑丑等群众利益受侵害的往事一一浮现；第三十八章，通过记者的采访，城建公司职工张继发、下岗工人吴爱花等各自背负的生活重担得以呈现；第四十章，省委书记郑治邦从环卫工人单玉莲、危重病人丑丑等人处倾听群众呼声结合经历对夏中民作出评价，等等。张平对社会上引起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迅捷捕捉与反映，以大篇幅单方面倾诉或双方互动对话的片段作为表现方式。连缀而成的片段看似影响了主线故事的进程，产生了叙述间断的效果，但实则是以事件的在场感拉近了审美话语与现实话语的距离。在事件发展与解决的过程中，赤裸裸、不加美化的呈现方式构筑了蒙太奇式的表现空间，形式成为了内容的精练与沉淀，官场腐败、选举乱象等现实矛盾都烙印在小说的形式之中。
在片段形式与现实内容的缠绕之外，作者对人民的心意不仅在于思考焦点问题，一种写法上细微又精心的设置必须引起关注。小说中，每一位群众，哪怕是仅仅只出现一次的群众，并不是以概括性的姿态现身，职业、性别与社会地位不是他们的代称，他们的姓名是李黑娃、齐桂枝、张继发、吴爱花、单玉莲、丑丑等。尽管这是一个微小的细节，但姓名隐含着无穷力量，这意味着作家在宏大时代背景下并不会因为“群”的建构而忽视个体，不会因为理念压倒形象，而是以“个人”的在场表明作者对人民的心意，并将其真正落实到人民的尊严与关怀之上。
当无数个人集合起来便是真正力量涌现的时刻。一位受人民尊敬与喜爱的国家干部夏中民在提拔时屡屡受挫，权力腐败势力的插足导致干群关系出现缝隙与缺口。幸运之处在于，群众表明“平时夏市长替老百姓说话，现在老百姓要替夏市长说话！”嶝江市全城罢工，20万人聚集抗议刘石贝、汪思继等人的蓄意操纵，为夏中民发声，可见与不可见的黑暗侵蚀在发声壮大的瞬间被削弱，产生了艺术上的震惊效果。在一个平等对话的空间内，裂缝完成了自身的修补与弥合。正如小说中省委书记郑治邦所意识到的，“现在的群众已经同过去不一样了，他们正在觉醒，这是一种普遍的觉醒。这种普遍的觉醒正在同一种僵化的东西进行抗争，而这种普遍的抗争已经成为—种普遍的社会矛盾。人民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党多年来努力的结果，作为党的干部，我们应该感到欣慰。”
《国家干部》通过与读者建立预想的共同体来对抗过程的艰难与沉重，提出的诸多问题最终走向和解，斗争获得无可置疑的胜利，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十分光明地指向缓解了紧张冲突为阅读带来的不安定与焦虑。在关注小说结尾时，不妨也关注其开篇，这两者共同显现出小说对于文学性的追求与考虑受众群体的匠心。
开篇以监视者“他”的视角切入，“他”被刘石贝等人派来用于24小时监视夏中民，并企图以言行的把柄陷害并扳倒夏中民。此处需注意小说的叙述方式，当作为一个监视者时，“他”只是一个无名无姓的第三者。而当他的立场从怀疑夏中民转向支持时，无名的“他”拥有了姓名“武二”。武二在提供刘石贝、汪思继等人的证据之后，即就在事件真正抵达真实之后，最难以割舍的时刻终于到来——“武二”消失了。“他”的身份从监视者变为悬置者，命运在无名与有名之间的轮转后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由此为小说提供了一个悠长而慨叹的收束，荡气回肠的美学感觉就此立足。
张平在后记中提出：“当代文学创作应该具有读者意识”，也在《文学、现实及其它》中提出：“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关注武二的隐现不仅意在分析小说首尾，而且还在于通过武二形象中的“侠”因素讨论传统民间文化在小说中的体现及作用。尽管武二形象的性质历经了复杂的转换，但“济民为国”的气质已然渗透在他的行事原则和人格操守之中，因此武二获取证据的过程是“行侠仗义”情节模式的一种现代演绎。张平写作中的人民情怀不仅意味着选择表现人民密切关注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将问题以良好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形成更高的接受度与更广泛的影响。在对这样一个贯穿首尾的人物形象的设置上，作者隐含了民间文化趣味与大众文化特质，与漫长的文化谱系与审美心理相接洽，使得小说具有更强的可读性。
“不管是现实小说，还是政治小说，抑或是关注政治的现实小说，《国家干部》终究还是一部小说。”张平在小说后记中所做出的阐释也提及了一个重要话题，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而一位当代作家最无法回避的就是自己所在的这个时代，“作家是时代的见证者，也应该是时代进步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一位作家的责任、良知与使命就正在此处。对于关注政治的现实题材小说，写得深刻与写得好看并不冲突，关键是如何把握好现实与艺术之间融合的程度和方式，这是小说家在写作时首先需要思考的，也是张平在其创作中给予的尝试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