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是一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影片，如何立足“建党百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回望、总结、揭示“建党之必要”“建党之不易”“建党之伟大”，成为《1921》“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故事”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监制兼导演黄建新多次强调“《1921》是2021年的‘1921’”。为此，《1921》自觉将自己置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宏阔历史背景之下，充分调动多种电影类型资源、深度挖掘历史文献素材、综合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段，实现了电影叙事和类型上新的突破。

“百年回望”是《1921》的叙事定位。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揭示“建党之必要”。《1921》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以纪录片和编年体的方式，在片头建立起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一盘散沙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图景；其二是形象展示了个体化反抗之无力、复辟帝制和照搬西方制度之失败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之成功，用来揭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适合中国、为什么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这两个关键问题。其次要思考的是如何展现“建党之不易”。在此前的建党题材影像叙事中，多聚焦于社会环境的恶劣和敌对势力的威胁。《192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党内思想统一之不易以及在国际共运背景下保持中国建党独立性之不易。最后要思考的是如何反映“建党之伟大”。《1921》不仅通过几次吟诵《国际歌》展现了思想信仰的伟大，而且还通过毛泽东、李达、何叔衡等个人成长和思想变迁的回顾，以及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日后的革命斗争中流血牺牲的补叙，将思想的说服力转化为情感的感染力。

基于“百年回望”这一叙事定位，《1921》调动了多种类型电影资源以期实现更为全面的艺术表现。其一，导演黄建新明确地将《1921》的拍摄建立在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两部弘扬主旋律影片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之上，以“横截面”来取代“编年史”，以“平行或横向展开多条线索和多个人物”的方式来扩充容量。作为庆祝建党百年的重点影片，《1921》必须要实现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还原历史”。《1921》在拍摄之前做了大量前期史料整理与挖掘工作，影片叙事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尤其是新的史实发现，带来了细节的新鲜感，给人以“陌生化”。另一个是“致敬先烈”。《1921》仍然沿用了《开国大典》《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开启的“群像”模式，尽可能多地将更多的历史人物、先烈前辈呈现在影片之中，并通过极具标志性的细节在较短时间里增强了可辨识度。

其二是商业片。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市场化改革经受住了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WTO入世考验，并逐步站稳脚跟。日渐成熟的电影市场、不断升级的电影工业以及日趋多元的电影风格培育出既叫好又叫座的“新主流电影”。黄建新也毫不讳言对《1921》市场效应的追求。在他看来，“无论商业电影，还是主流电影，都不是所谓的‘简单电影’。只要把握住特定的影像法则，商业电影和主流电影同样面临挑战，也可以同样深刻”。“多线并行”式叙事是其重要方式。《1921》的情节主线为中共一大会议的召开，但影片并没有将“主线”变成“单线”，而是同时并行交织了多条叙事线索：以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背景、以李启汉领导的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以及黄金荣法租界巡捕房的追捕故事等等。影片还对“思想分歧”进行了深度展现，电影没有回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内部的思想分歧。如毛泽东与萧子升之间的同志式争论、李达与张国焘之间原则立场的冲突以及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期间就党员能否当议员等具体问题上的激烈争论等，再如《1921》中花了不少笔墨展现谍战、动作等情节，都体现了以《1921》为代表的影片对弘扬“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的努力。

其三是文艺片。黄建新也曾明确表示：“我没有坚持把《1921》拍成一部个人化的艺术电影……我一直奢望，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题材，拍成一部我心中的艺术电影。”从类型电影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探索，如何将主流电影与商业电影相结合的问题应该说初步得到了解决。其标志就是近年来“新主流电影”的成功。不过，标榜“个人风格”“作者电影”的艺术电影如何与主流电影和商业电影相结合，这一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1921》中仍然包含了一些“文艺片”的因素，并在有意无意间将黄建新的导演风格以及演员的个性气质透露出来。影片中贯穿始终的是“奔跑”意象。这固然是对“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主题的艺术化呈现，但也同时成为早期共产党人“青年”“青春”形象的渲染。还有住在李达夫妇隔壁的小女孩形象的塑造，虽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镜头，既表现出小女孩天真无邪的纯洁，又是李达淳朴内心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到了片尾，小女孩的形象“跨越”到了新中国，直接上升为“百年回望”的隐喻性形象。此外，还有诸如租界石库门明亮的光线质感以及与嘉兴南湖辽阔风雨的诗意化表达，都成为《1921》极具文艺片气质的精彩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