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及其《史记》一直是出版热点，尤其是近年来，这个热点愈演愈烈，似乎有种“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的趋势。这些图书中既有通俗读物，亦有学术研究著作，如韩兆琦的《点赞·志疑：史记研读随笔》、杨照的《史记的读法》、陈正宏讲《史记》系列之《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血缘：〈史记〉的世家》、张新科的《〈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等，普遍不断再版，入选各种好书榜评选。此外，青年历史作家刘勃也推出了其作为“历史三部曲”之一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颇得好评，亦引发了相关评论。综观这些评论，一律将《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归为历史读物。这样的概括，大体上是没有错，但不全面，忽略了其最重要的文体特征：这是一部关于司马迁的传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片面评价，笔者认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没有仔细阅读作者在“后记”中的声明：“写这本小书是一个意外。2019年11月份，《国家人文历史》的纪鹏老师约我为司马迁写一篇小传，六千字。一不留神就抻到一万。”

二、大部分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忽略了作为隐形叙述者司马迁的存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叙述者所讲述汉武帝时代历史事件和人物上，所以将之简单归为历史读物。

三、关于传记文体特征以及传记与历史读物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足，是导致以上片面认识的学术方面因素。

无论是从作者的声明，还是从整个文本体现出来的特征，都可以说，这部著作首先是一部传记，较完整地讲述了司马迁的生平事迹。那么，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只认为是司马迁的传记，这部书中还讲述了那么多汉武帝时期事件和人物，甚至很多事件和人物并没有与司马迁本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这该如何解释？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这本书的叙事策略来分析。

别具一格的叙事

这部传记的叙事别具特色，有别于大多数传记叙事，在结构布置上设置了两条叙事主线：一是司马迁的生平事迹线，一是汉武帝时代叙事线，以司马迁生平为纵向叙事，以汉武帝时代为横向叙事，由纵到横，由司马迁的生平引申出汉武帝时代中的事件和人物，由点到面，深度讲述，纵横交叉，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包括社会、经济、军事以及后宫斗争等等在内的整个汉武帝时期历史画卷。比如，第二章“一统”中，开头时讲司马迁20岁开始的壮游，他要搜集天下散佚的史书、了解各地的风俗旧闻。这时候叙述采用的是全知视角，但到了“到长安去”这一小节的时候，作者巧妙地将叙事视角从全知视角转变为隐形视角——用传主司马迁的视角来呈现汉武帝时期作为一个繁荣时代的都市长安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吸引力：司马相如、庄助、朱买臣等人纷纷离开使自己仕途陷入低谷的原籍，长途跋涉到长安寻求机遇，果然都在这个新兴都市实现了各自的人生价值。作者是想通过司马迁壮游过程中所见当时豪杰英俊纷纷在骚动不安、跃跃欲试的现状，将叙事切入到汉武帝时期人才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更是想以此来反映一个盛世的出现是需要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力，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传记是成功的，在传记叙事策略上做出了创新性尝试。当然，如果不太熟悉作者在叙事上的别具匠心，读者容易忽视作为隐形叙述者司马迁的存在，会认为这只是一部讲述汉武帝及其时代的历史读物。

传记中运用叙事视角的转换方式及其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让我们联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刘鹗、林纾、吴趼人等“新小说”家在西方小说叙事影响下尝试在小说创作中运用全知视角、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以及纯客观叙事之间相互转换的实践。比如，在一篇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中，突然加入中国传统的全知视角叙事，铺叙事件的社会生活背景等超越叙述者视角的内容。这样的随意转换叙事视角，当然带来破坏叙事整体性和文学性的弊端，但从当时的传统审美角度看，这样的叙事能够补充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小说完成“为一种社会之历史”、“可备史家之采摭”、“可补正史之阙”这个重要的任务。“新小说”家在受到西方小说叙事技巧的丰富性影响后，尝试对中国传统叙事模式进行改变，不过因为受传统审美习惯的牵制，又缺乏西方小说理论系统的指导，“新小说”的叙事视角转换尚处于模仿借鉴阶段，甚至可以说只是模仿了西方小说的形式却没有掌握真正的技巧，但其对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过程带来的开创性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亦文亦史的风格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的作者刘勃非常熟悉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手法，可以说在这部传记中运用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亦文亦史的创作手法。中国是历史大国，而且最早的历史书写是文史不分，这也是《史记》之所以呈现出文学性和真实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记》的文学性一直以来是史学界和文学界讨论焦点所在，钱锺书甚至在《管锥编》中专门分析在赵盾弑君事件里对晋灵公派去的刺客鉏麑的心理活动描写。当鉏麑看到赵盾家里大门敞开着，家具摆设非常节俭，与其掌握国家大权的重要身份不相符合，惭愧至极，自言道：“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然后触槐而死。钱锺书认为，作者怎么知道如此私密的心理活动，是谁在鉏麑身边听到了吗？显然这就是文学虚构。

关于鉏麑的心理活动描写，林纾也曾论述过：“……初未计此二语是谁闻之。宣子假寐，必不之闻；果为舍人所闻，则鉏麑之臂，久已反翦，何由有闲暇工夫说话，且从容以首触槐而死？……然诗情悲恻，人人传诵，固未察其无是事理也。想鉏麑之来，怀中必带匕首。触槐之事，确也。因匕首而知其为刺客，因触槐而知其为不忍，故随笔妆点出数句慷慨之言，令读者不觉耳。”“随笔妆点”即是作者运用文学手法虚构合情合理的细节。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无论是作为传记，还是作为历史读物，都应该以真实为本，但也对传主司马迁的内心活动进行了描述。如，终章“绝笔”中分析《报任安书》的写作及其背后原因时，对司马迁为什么写这封“中国历史上第一书”的内心想法做了如下描述：“所以他觉得可以和老朋友说说心里话”，走进司马迁内心，为其给任安回信安排了“合理的动机”。这样的虚构符合传记叙事手法中的“合理想象”，这正如《韩非子》中所言“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合理的想象就是按照死象的骨架来为其添加血和肉，使之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写司马迁，《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运用了司马迁最擅长的亦文亦史手法，以司马迁的方式回忆司马迁，反映了作者对司马迁《史记》栩栩如生写作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问题与商榷

除了以上两点创新之外，笔者认为该书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需要提出来商榷：

一是，关于《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认为是“巫蛊之祸”之前，此时任安还没有在监狱遭遇囹圄之灾，不然2000多字的竹简如何送到监狱里去。从这些分析看，作者的判断似乎可以成立，但从这封信的写作目的看，这种推理并不成立：司马迁是想通过这封信来阐述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我们今天所看到《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第一次在这封信中出现的。司马迁的这封信并不是普通的给朋友的信，他的目的并不是送到任安手上，或者可以说，送到朋友手上并不是这封信的惟一目的，而是借用书信这样的载体和形式向世人阐述自己的创作目的。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兆琦先生曾与笔者谈到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封宣言书，其目的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十分相似。所以，任安在不在监狱，信能不能送到任安手中，并不是判断这封信写作时间的惟一有效根据。

二是，纵览全书，关于司马迁生平事迹，历史文献所能提供的信息，《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几乎都提到了，不过有一点没有交代，即司马迁在汉代西南夷平定事件中的作用。司马迁曾在前111年奉汉武帝之命，担任朗中将的职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西南地区传达中央的军令，并在西南地区设郡置吏，在西南待了12个月，这也是其在政治生涯中扮演有别于史官身份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而且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作者忽略了这个事件，比较遗憾，应该在序章“盛世”开头部分父子临终之别时插叙最好。由此也导致了该书中一个知识性错误，作者说：汉武帝“很少给司马迁委派重要的具体工作……司马迁的性格，恐怕未必是一个能处理繁难行政事务的人。真把他丢到凶险的前线，那对司马迁本人来说极可能是灭顶之灾，对中国史学史来说，也无疑是无可估量的损失。”（第四章“开拓”）作者说司马迁没有担任过重要的具体工作，而此次出使西南、设郡置吏，对当时的汉代而言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性事件。开疆拓土，扩大国家影响，与北伐匈奴处于同等重要性，这也是司马迁一生担任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角色。

三是第十章“倾国”，关于李夫人的身份建构以及太子刘据“巫蛊之祸”事件，《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引用的都是《汉书》《汉武故事》和《资治通鉴》，因为《史记》里没有提到这些，似乎超出了本书以司马迁为叙事主线讲述汉武帝时代的结构设置，而且占有一个章节的篇幅，似乎不太符合全书的设置。这样的布置类似“新小说”时期，所叙述事件常常超越所设置人物视角的写作，其实完全可以将第十章“倾国”作为“附录”来交代。不过，“倾国”这章写得非常成功，从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词入手推论出李夫人以及李氏外戚集团才是“倾国”的罪魁祸首这个结论，非常符合历史研究中演绎推理方法。

总的来说，《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作品，通过司马迁的生平观照整个汉武帝时期，时代、经济、军事、民生等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尤其是运用史料文献比较法、归纳法，对历史事件做出相对合理的分析和推测，从而保证事实的真实性、可靠性，同时运用恰当的文学手法，提高了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值得肯定的是该书在叙事结构设置上的独创性，司马迁对生逢盛世的豪情以及命运转折时的悲愤，与汉武帝盛世繁荣时期的志得意满以及连年征伐过程中的穷兵黩武、与民争利、独断专横、孤寂晚年形成对比，一主一副、一点一面，双线叙事呈现相对一致的情感发展趋势，为传记写作提供了新的叙事模式。此外，该书的语言生动鲜活，有时采用网络化的语言，这虽然对正统历史读物和传记而言是弊病，但作为通俗读物来讲，增加了其生动性，更易受到年轻读者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