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来,在从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进程中,乡土社会一直是中国作家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众多思想观念汇聚交织在这个广阔富饶的场域。从鲁迅描写浙东乡村的《故乡》《社戏》《风波》等“满熏着中国的土气”的作品开始,到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蹇先艾的《水葬》、许杰的《赌徒吉顺》、台静农的《烛焰》等一批乡土小说的涌现,再到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平原》、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麦河》等一批成绩斐然的乡土作品,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大宗。扶贫开发带来了农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也带来了新一轮乡土文学的振兴,出现了赵德发的《经山海》、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滕贞甫的《战国红》、李明春的《山盟》、马平的《高腔》等众多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长篇小说。在这新一轮的乡土文学热潮中,周荣池的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是扶贫开发催生出来的一朵美丽浪花,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扶贫文学创作对传统乡土文学的继承与超越,折射出一种新的文学审美观念与文学生产机制。
《李光荣下乡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以青年干部李光荣到菱塘乡清真村担任第一书记为叙事线索,具体讲述了他参与地方扶贫与文化建设的工作经历,同时辅以他和薛小仙、杨树叶之间美好纯真的感情副线,书写扶贫开发背景下古老乡村的美丽蜕变,歌颂了乐善好施的商人谢生林、品行高洁的民间文人钱白平、终身传教的薛阿訇以及王俊等时代新人形象。作为第一书记,李光荣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着眼于文化方面的“精准扶贫”。他潜心研究地方民间文化、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掌故,采访书写好人故事、寻找新农民精神,歌颂乡民团结,抒发新时代的美丽乡愁。在周荣池的书写中,我们感受不到以往乡土作家常有的那种痛苦愤懑的激情与批判启蒙的眼光,其笔下的乡土风情也迥异于上个世纪20年代《水葬》《赌徒吉顺》《菊英的出嫁》《烛焰》《惨雾》等小说中描绘的水葬、典妻、冥婚、冲喜、械斗等奇风异俗。《李光荣下乡记》展示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乡风民俗,特别是带有地域色彩的穆斯林文化。小说详细描绘了清真美食节上美食技艺比赛的情形,展示了清真村的餐饮特色与地方风俗民情。厨师小和子由于以往与“回菱阁”之间的恩怨过节,不愿意参加政府组织的比赛。在二歪子的激将法之下,她参加了清真美食节的美食技艺比赛,获得业余民间组第一名的好成绩。“我家在高邮北下河,妹妹家在三里坡,每天我上工从她门前过,她眼睛总是望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清新秀美的湖光山色中,小说中不时回荡着《高邮西北乡》那样热辣辣的乡野民间小调。李光荣作为第一书记,能够真切地面对新农村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感受到了那些逐步消失的村落和文化传统带来的难以言说的乡愁。他决心要做乡愁的守护者,为地方文化建设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文化方略上呼应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措施。
中国乡土社会涵盖地域广泛,从北国的大兴安岭到南方的云贵高原,从东部的沿海省份到西部三边地区,反映在扶贫文学创作中的风土人情因此也就面貌各异,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一股浓郁的山风海韵。这些作品接续了以往乡土文学创作中的风俗画描写传统,又赋予了当下新的表现内容,体现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李光荣下乡记》对菱塘的乡风民俗进行了精细的描摹,诸如古尔邦节、开斋节、清真美食节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还有张墩寺的烧香、高邮湖的跑鲜等带有苏北里下河特征的地域风情,都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李光荣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打量这些乡风民俗,既挖掘其背后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又与地方旅游观光融合起来,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意义。
《李光荣下乡记》中的主人公李光荣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小说主要讲述了他下乡扶贫中的所见所闻。李光荣的身上明显带有作家周荣池本人的影子,因此小说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种深刻的互文关系。在扶贫文学创作热潮中,涌现了许多乡村第一书记们所写的文学作品,比如杨一枫的《扶贫笔记》、杨志勇的《追寻初心——我的扶贫札记》、张鑫华的《第一书记驻村日记》、姚高峰的《扶贫手记》等。小说中的李光荣既是一个故事的倾听者,也是一个讲述者,同时还是一个演出者。“他常常想自己到回乡做第一书记以及定点深入生活,不是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到达这里的人群,到达他们的故事,到达他们的内心。这样的到达才是真正的深入,这样的离开才会让到达有意义,而让分别不至于无助与伤感。”乡村第一书记能够深入生活现场,用一种外来者的敏锐眼光观察打量乡村世界,同时他们又与乡民朝夕相处,能够真正体会村民的所思所想,因此他们笔下的描述更能直抵乡村的真相。
文学来源于生活,乡村第一书记的创作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生活情景,作品具有一种鲜活的现场感,每一个文字都带有他们个体的生命体温,具有真实动人的力量与魅力,为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