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杨义堂的创作比较熟悉。他出版了长篇历史文学作品《大孔府》《大运河》《鲁国春秋》《抗战救护队》《北游记：苏禄王传》等，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思想且有情感的作家，文字和思想、情感结合在一起，可以写出美好的篇章。他还是一个爱思考的作家，由于长期工作生活在孔子的故乡，中华民族亟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关注家风家训，《千古家训》在此时推出，我觉得很有意义。来自孔子故乡，已经是他的一个标签。他还曾在文物局工作，所以他对历史真实有一种敬畏感，文物工作已经成为作家的基本素质。因此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关于义堂的创作，我认为有几个“发”。

第一个是“发现”。如何发现是我们作家特别重要的一个素质，能不能发现自己所写内容的特质，这是一个作品立得住的关键，因此发现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我自己的写作有所成功的话，发现也是我特别重视的关键点。不管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义堂的几部作品，在“新意”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这或许跟他的文物和考古工作有关。考古讲究发现，一个作家有没有发现的能力，是决定一部作品的深度、高度、宽度的最关键的素质。

第二个是“发掘”。发掘了什么，挖出来才知道。发掘是文物工作中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对作家来说也是这样，我们发现了，还要挖掘出来。杨义堂在《千古家训》中，把颜之推这样一个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人物及《颜氏家训》挖掘出现实意义，用文物工作者的职业姿态，完成了对一部中国家训经典作品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个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报告文学作家特别重要的一种能力。

第三个“发”是“发挥”。有发现的能力，有发掘的能力，没有发挥的能力，照样写不出好作品。《千古家训》如果按照一般来写的话，可能只是一部常识性、知识性作品，他用文学艺术，特别是报告文学的形式，把整个人物、整个家训讲述出来，在文学上有所发挥。报告文学讲究真人真事，但是这部《千古家训》还是有大量的发挥，因为历史早已远去，我们无法跟当事人对话，惟有的办法就是从现有的很少一部分历史资料当中来进行创作，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适当的艺术创造，包括对话、语言、动作等，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就是“发扬”。报告文学所有的基本功完成以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发扬。发扬什么？首先是文化的精神，报告文学有报告没有文学是不行的，有文学没有报告同样不行。作家今天会怎么来写《千古家训》，为什么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个历史人物重新挖掘出来，目的是为了把中华民族文化——我们土地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文化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这就是文学的功能，是教化和教育的作用，通过作品来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力传扬出去，这就是“发扬”。

我想这四个“发”字是我多年来对义堂的认识，也是我回想自己创作时的一个新体会。

因为中国的报告文学没有可依托性，惟有我们自己创造，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不管谁在议论我们，我想我只要把它写好，写成大家喜欢看的，这就是我的目标。我认为中国报告文学如果能做到这四个“发”，并把它做好，我们的作品就有影响了。

今天的报告文学已经走得很远，影响力超出了我们文学圈子。《千古家训》虽然讲的是一个历史人物，但是让我们想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家庭和国民素质如何提高的问题。《千古家训》对我们中国人形象、国家形象的塑造，甚至于对我们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去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我觉得才是最贴切的。

总而言之，义堂的几部作品《大孔府》《大运河》《鲁国春秋》《千古家训》等都是大作为，有山东齐鲁大地的风采，又有今天山东人那种气势磅礴的驾驭能力。杨义堂的创作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还可以继续书写，题材上还可以更广阔，不仅仅写历史题材，还可以写现实题材。坚持自己的方向，继续发现、发掘、发挥、发扬，就一定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