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不少“为党讴歌”的主题诗出现在各大报刊杂志，尤其是《诗刊》“庆祝建党百年专号”的诗歌作品，侧重新时代新征程的主题书写，记录奋斗、创造与巨变，展现史诗般的伟大实践。诗人站在党与时代、党与事业、党与人民的精神高地，关注党史、关注时代、关注事业、关注变化，以宏大的叙事、敏锐的视角和高亢的抒情，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百年奋斗、百年辉煌的历史带进人们的视线与心扉，凸显了诗人们的历史自觉、时代感悟与个性表达，尽心尽情抒写新时代的诗意图景。
一
古往今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成了作家诗人的座右铭。这场“为党讴歌”的诗歌行动，诗人把为党而歌、为党而作的主题诗用来“激活”历史，把“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凝聚成诗歌的磁场效应，以激发人们在党的指引下，努力拼搏，奋力争先的豪迈气势。正是通过党史之脉、时代之声和心灵之约，诗人们抒写出具有历史风貌与时代特色、社会发展与艺术风骨相匹配的诗歌作品。比如，刘笑伟的《坐上高铁，去看看青春中国》、李木马的《高铁，大地乐谱》赋予党史的“100站”以风雨兼程和凯歌高奏；王单单的《在飞机上俯瞰花廘坪》、赵之逵的《扶贫：春天的路线》、王太贵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则抒写出扶贫的“中国答案”和“春天路线”；杨克的《听见花开》、邵悦的《大湾区》、吴少东的《长三角，一体化的高唱》、许敏的《长三角：江水与巨轮》描绘出经济特区美丽的“中国之花”、中国经济一体化的“金三角”以及未来的希望之光；宁明的《致敬，大国重器》、黄成松的《大数据之歌》、龙小龙的《以追光者的名义》、芦苇岸的《小康的大地》、马飚的《中国：春风一路浩荡》集中国精神、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之大成；艾诺依的《所有未曾相遇的日子》、王二冬的《飞驰吧，青春中国》则记录了生活与时代“接力者”的青春风貌。
一直以来，主题诗的创作就像是一次高亢的“时代”呼唤，这个“时代”不是应景的、脸谱化的“时代”，而是启开灵犀的“第一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与急剧上扬的社会发展与时代感悟“无缝对接”，最终形成诗人独有的历史察识与时代体验的言说机制。以刘笑伟的《坐上高铁，去看看青春中国》为例：“是的，又到了启程的时刻/第100站，我还在回味/逝去岁月的风景。已经足够辉煌了/那些诞生于真理中的火焰/星星之火，点燃了那片沉睡的土地/多么辽阔啊，像信仰一样/那些金色的信仰，那些燃烧在/枪林弹雨中的牺牲，那些隐藏在/历史褶皱里的，被光阴挖掘出来的闪亮，让我持续地感动”。由此可见，从建党100年到高铁第100站，因为100这个吉庆的数字，诗人将历史轨道与时代进程“无缝对接”，发出了“信仰之光照亮前行的路”的感慨。是的，哪怕是主题诗创作，哪怕像“中国”这个时代母题和艺术符号，都不是简单的“字符填空”，而是诗人敏锐的时代感悟、历史透视和艺术生成的结果。也许有人会问：主题诗是否就是被整齐划一地置于时代、历史、现实之中，就是欲使我们的写作变得更加规范化、更加标准化？就《诗刊》“庆祝建党百年专号”而言，每一位诗人都以其特有的言说方式，构成了一种主题“解码器”，促使我们对主题诗有了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说的就是：作为“主题性”的诗歌写作，正好召集了许多诗人的“联合在场”，读者看重的也正是这种“联合在场”的“原生状态”。在这建党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诗人的“我”，一旦被置入风雨兼程的百年时光，怎样才能从史迹通向高处而不至于沦入简单的记录，这就考量着诗人如何在崇敬与担当的驱动下，在“历史尺度”“政治生态”与“社会图景”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公众呼应。要想写出具有“图景张力”的主题诗，诗人不仅要把握史料与时代、现实与经验的关系，还要关注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相容、相生、相对的关系，这样的“图景张力”所呈现出的正是独具个性的历史之光。
二
追求百年党史与民族复兴的契合点，对接现代文明带来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诗刊》“庆祝建党百年专号”的又一个核心内容：诗人如何以自己的灵性去感悟百年党史？如何从百年党史中寻得党的光辉历程与辉煌业绩？拿龚学敏的《大江》来说，他抒写着党史的每一个“中国宣言”和“中国制造”：“第一次将满载四川的时代巨轮/驶向世界/最高处的桅杆上高悬着最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第一次将天府之国脱贫后的富庶/用集装箱发往互联网的未来/第一次将众多的第一/写成一条大江的骄傲”。这首主题诗一再表明，百年党史与诗人的心灵起了感应以后，它荡涤了诗人的性情和纯粹的内心世界。伴随民族复兴的步伐日益加快，《诗刊》“庆祝建党百年专号”还出现了一些“高峰体验”的作品，这些作品大胆地迈向哲学与生命的思考。龙小龙的《以追光者的名义》中，新工业、新技术、新材料已进入新时代的“诗歌大道”：“硅，大自然存量最多的元素之一/每一颗砂，都像一枚刚毅而方正的中国文字/都在沉寂中呐喊/亿万光电粒子在多相态流速中转型”“正是这无数花瓣构成的红色源流/滔滔不绝的雅砻江和金沙江/让横断山脉中的每一座城池/每一块石头，都有了合金的硬度”。这几年，龙小龙写新工业诗备受关注。他摒弃了用“公式化”来“填写”一些新工业名词的写法，不再去抒写没有任何人间烟火味的新工业诗。在他看来，新工业、新技术、新材料也是有灵魂的、有旨趣的。他的新工业诗歌的旨趣在于：新工业诗歌所配置的“诗歌菜单”不完全是辛劳、忍耐、知识和智慧，还有与之相映的情感、情怀、情味和情势。
的确，主题诗写作需要开启内在的“精神推动力”，它与旺盛的生命力、感悟力形成“合力”，最终形成了主题诗的言说机制。应该说，从“定型”这个层面上来说，主题诗歌写作就像是树立一座雕塑，要的就是雕刻出情感的纹络和思想的肌理。一首有主题“棱角”的诗，往往能够在准确的意象“穴位”、延拓的意境“时空”、质感的思想“肌理”、直观的精神“立面”上用力。王二冬的《飞驰吧，青春中国》中，每一分钟的运输配送之路，都是快递小哥最真实的维度。可以说，主题诗也是丰富的经历和敏锐的察识融渗而成的，尤其是谙熟历史与时代所积蓄的“素养”给了主题诗极其广阔的表达空间：“从前慢的岁月，一本书还未读过半/驿站就倒塌在风雪里，跑瘦的马和自行车/眨眼间，就落满了尘埃/没有翅膀的合同要走几个夜晚，字迹泛黄前/共赢的手才隔空握在一起”。按王二冬写主题诗的“等身”效应，作为快递小哥的他，不仅活在现实中，而且还“活”在主题里，他就是要以“等身”的感悟，把人带入一个可临的历史、可摸的现实、可触的视角、可探的时间，共同组成一个青春中国的“历史图景”和“现实法则”。
应该说，新时代的诗人都有一种观察时运与关注社会的习性，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价值、生命尊严都值得去书写。如今，诗人作为时代风貌、现实气场、历史场景和精神价值的“观察者”，已经显示出不凡的雄心与气度。比如，胡丘陵的《历程》为党史谱写波澜壮阔的“进行曲”；孙凤山的《中国红船与中国长度》展现出百年大党的历史“标配”；王自亮的《长江九章》将一个民族进步的“时速”与“浪花”完美呈现；谈雅丽的《青春：湘江北去》、刘立云的《志愿者》以凹凸有致的刀法凿出中国革命先驱的“英雄群雕”；陈勇的《大道阳光》则呈现出百年大党坚韧不拔、走出了一条民族复兴之路；龚学敏的《大江》以蓬勃的气势书写党史中的“中国志”；曹宇翔的《黄河诗篇》将民族之魂和盘托出；高鹏程的《蔚蓝》将党史中的“原像符号”与 “政治生态”交相辉映。此时此刻，大江不再是大江，重器不再是重器；数据不再是数据，田野不再是田野。听，民族复兴的声音在我们的心中回响。
三
如今，人们一谈主题诗，绕不过的就是诗歌“辨识度”的问题。也许有人会问，主题诗本有的“命题”与“命名”，其辨识度不是早已存在了吗？其实不然，我们所讲的辨识度，不是“共相”的辨识，而是个性的辨别，是属于诗人个性化的艺术表达。主题诗创作，我把它归结为“规划性”写作。我以为，大而言之为“时代意识”，小而言之为“主体意识”。《诗刊》“庆祝建党百年专号”作品已紧紧地串联出：时代意识——主体意识——历史气场等“主题链”。可以说，新时代的主题性诗歌创作与建设，就是要不断增强诗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构筑好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就是要强调在新时代语境下，实现最大化的诗意表达。因为我们有“兴观群怨”的诗学宗旨，有“风清骨峻”的审美追求，有“韵外之致”的艺术趣味，有“天籁本色”的创作理念，有“天人合一”的艺术理想，这些就是我们所要的诗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