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阿坝州民族歌舞团打造的音乐剧《牦牛革命》日前在成都首演。震惊世界的红军长征途经条件艰苦的川康地区，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马尔康及周边的藏羌同胞，毅然拿出2000多万斤粮食、20多万头牦牛等牲畜支持红军，地处偏远的马尔康因此被称为红军长征途中的“北上驿站”。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意味深长地感慨说，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

表现“牦牛革命”这一题材，是阿坝州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选择以音乐剧的形式来反映这段历史，显然既是经过明智慎重的考虑，又是大胆地迎接挑战的。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部有着深刻历史蕴涵和浓郁地域风情的作品。全剧以红军长征进入川康地区的历史为背景，通过以战斗英雄田有粮营长为首，由齐婉琳、小石头、沈阳、龙云等战士组成的征粮小分队，以刘政委为代表的战士剧社，在松潘草地向当地的百姓、土司、宗教人士等，筹措青稞、牦牛、盐巴等物资和药品等戏剧性行动，来完成整个情节的建构。官兵们不仅经受艰苦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而且遭遇敌对势力居心险恶的挑战，经过一系列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他们赢得了藏羌同胞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终于获得了急需的粮食和牦牛等物资给养，红军从而得以继续北上，并且勇敢地突破了天险隘口，完成了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

剧作对这一过程的展示是由一系列独特情节和细节构成的，因而也是紧张精彩和令人信服的。由于国民党特派员和次仁管家等散布恶意消息，进行破坏和挑拨，致使藏羌同胞不了解红军，使之误以为红军是“红魔”而产生极度恐慌情绪。更由于其派人化装成红军在村子里杀人放火，牵走牦牛和粮食，还抢走阿姐森措和打伤阿奶，并将其栽脏嫁祸到红军头上，从而达到要阻止红军征粮的罪恶目的，以致于血气方刚、不明真相的藏族小伙子罗尔丹愤然要去杀红军替阿奶阿姐报仇。不仅如此，特派员还与次仁管家勾结，将黑手伸向正直的土司，阴谋杀害土司之子桑吉。同时试图威胁劝诱自己的堂妹婉琳脱离红军队伍，此计不成便将其羁押了起来甚至打伤了她。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对峙与较量中，剧作表现了征粮小分队和战士剧社的官兵，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定不移的钢铁意志和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了争取藏羌同胞的工作，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尤其是征粮小分队小石头的牺牲，使藏羌同胞真正了解了红军是人民的队伍。罗尔丹把最后一头牦牛送给了红军，获救的森措弹着琴用歌声召唤躲到山里的乡亲们放心地回家，将粮食和牦牛等送到红军的队伍。土司的儿子桑吉也要参加红军，跟随红色的旗帜，带红军走出草地。所有这一切表明和体现的是，军民之间患难与共、互助互爱的鱼水深情。

如何以音乐剧这一有难度的艺术形式，以及新颖的表现手段，来成功地演绎好这一题材，对主创人员显然是个巨大考验。从实际的观剧感受看，其以穷尽心思的艺术创造，努力使剧作达到颇为理想的艺术质量。首先剧作以多维度的叙事场景，来展现这段惊心动魄而又意味深长的历史，同时在剧情的推进过程中，以包括序曲在内的20首唱段构成音乐剧更为完整的有机艺术架构。这些层层递进、词曲精湛、内涵深厚的唱段，既兼有叙事和抒情的功能，也起到了刻画人物、深化主题的作用。对这些唱段的艺术处理，根据其内容和表达的需要，在采用常见的音乐剧的作曲法的基础上，灵活地融入红色歌曲的音乐，及交响乐、流行音乐、电子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元素，使剧作的音乐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手法、风格与韵味，共同营造出红军长征的特定时代氛围和空间意境。

令人称道的是，剧作的舞美设计也极具匠心，体现出对剧作内涵的深刻思考与精彩表达。战事频仍、环境恶劣与粮草短缺严重地威胁着这支队伍的生存与去路，然而在历史的迷雾中他们依旧执著地前行。该剧以路作为主体意象，这是一条不断向前的路，即使充满变化也一直向前从未改变，所象征的是红军在泥泞中艰苦跋涉，迎着风雨、寻找出路、实现梦想的长征之路，因此也是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精神之路和民族光明之路。而与此相映衬的山的造型，不做简单的表面模仿和写实性的处理，而以局部写实为基础，根据现代戏的要求作出现代性的审美尝试，进行写意性的抽象与概括，使之既具有厚重的稳定感，又具有锐利的突破感，更具有年代的桎梏感，从而将炫目的雪山、民族的苦难、政治的纠葛、人性的爱痛，集合在这部以牦牛为形象特征、有着强烈年代质感的土地上，形成一道悲情而美丽、腾飞而昂扬的风景线。以此为背景的舞台呈现，体现出红军前行中的困难重重、危机重重和所付出的流血牺牲，以及这支队伍洋溢的青春与热血，绝境中永不放弃的信仰力量。此外，多媒体构建的三维时空光影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不仅给观众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其所衬托、体现出的主题意旨，也表达了当代人对于那个时代英雄们的深情缅怀。这也许正是这部剧作的思想艺术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