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秋天，朋友王瑛来电话跟我聊一部书稿。她是《解放军文艺》的主编，圈内传颂的能干编辑之一。我说最近读到一本书《远东朝鲜战争》，写得很好。她说这部书是她先生王树增写的，是她亲自做的编辑。这本书的影响力使我对她心生敬意。她还说王树增准备写一部全景式的非虚构《长征》，我心里为之一振。这种书正是我想做的，我很快见到王树增并表达我真诚的愿望。但那时他还是武警文工团的团长，忙着排练节目、四处演出、评奖，我只是知道他为写《长征》准备了很多年，提笔写作却没有时间。这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因为有《长征》选题的期待，我这期间读了一些有关长征的书籍，其中就有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那时还不叫《红星照耀中国》）和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我读的《西行漫记》是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董乐山译本，“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是董先生翻译的。这本书翻译得太好了，语言优美、朴实、真诚、通达，难怪它一出版便在春暖花开时节风靡一时。然而，埃德加·斯诺在书里热切期待：“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我想，对呀，长征胜利70年了，是应该有一部记录这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2004年下半年，王树增为写《长征》辞去武警文工团团长职务，潜心创作。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此时还没有出版过这类大题材大历史的军事非虚构作品。书稿完成后为争取在人文社出版，曾经历了许多周折，但在作者夫妇对人文社的充分信任下，书总算顺利出版。但我们完全忽略了一本这样宏大主题书的出版时点：2006年10月是长征胜利70周年，上一年上面已经布置各出版社出版相关图书，当年10月前，关于长征的书已出版了370多种。我们的《长征》也许是最后一本出版物。这年10月，《长征》仅卖出几十本。但到了11月，随着读者的好评鹊起，经过口口相传，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大为好转，年底50000册书已销完。到第二年三四月，已销售了90000册！《长征》获得了很多国家级图书奖，至今已出版15年，一直畅销不衰。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编辑出版了王树增的战争系列重要作品——《解放战争》。这部书体量大，上下卷共130万字，很受读者欢迎，销量很大，也在百万册以上，获得了众多国家级图书奖。令人惊喜的是，我发现阅读《解放战争》的读者，很多人是读过《长征》的，如果他没有读过《长征》，读完《解放战争》还会再去读《长征》，因而《长征》的销量在这一年也不少，题材品质接近的图书相互带动销售的作用十分显著。

这种由此及彼的带动阅读现象，让我又一次想起红色经典《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便开始了解这本书的相关情况，当时得到的消息是版权比较复杂。这本书1938年被介绍到中国以来，至今已在不同出版机构出版过60来个版本，到今天早已被书海淹没。而目前正在出版和销售此书的出版社并不看好它，因为每年仅有几千册的销量。我觉得这完全不可理解，这样的书怎么会卖不动？但是，因为我是人文社的当代文学编辑，在当时社内的板块分工之下不能插手做翻译作品，于是只能暂时把这个选题放下。

2012年，我开始创办以我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脚印工作室，这是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开办的一个创新项目。按照项目责任制的设计，我在选题和图书运作方面有一定自主权。此时我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又继续追寻《红星照耀中国》的版权。但是阴差阳错，此书的版权又被另一家出版社接手了，这一下让我又等了4年。

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我下决心一定要努力拿到《红星照耀中国》的董译本版权。这一年《红星照耀中国》的版权又一次到期，我打听到前次签约的出版社并不打算续签。有个做过此书的编辑朋友知道我想去谈这本书的翻译版权，也很郑重地劝我慎重。也许他们不太清楚我对这本书热切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念：《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部写长征的经典，而王树增的《长征》是70年后的作品，两部相隔70年的作品交相辉映，一定有别样的效果。当然，我最初的预期并不很高，但我也并不甘心每年只销售几千册。我跟翻译家董乐山的家属真诚地表达了我的愿望，尽管有别家出版社开出比我们更高的版权费，她还是将此书托付给我了。作家和出版社、编辑真诚的信赖、共同的信念是成就大作品的前提。想到这些，我心里不禁有些沉甸甸的。

《红星照耀中国》就这样在人文社起步了。这本书既然在我手里出版，一定要出彩。首先是装帧设计要引人注目。我请曾经设计过《长征》、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设计奖的刘静设计《红星照耀中国》，告诉他我的期望。他不久后拿出的设计果然令我万分惊喜，它完美地呈现了本书的气息：明亮、单纯、乐观。从这个装帧设计，我预感到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我的工作团队有几位年轻的编辑刘健、梁康伟、王蔚，还有资深编辑杨新岚都显示了杰出的编校能力，他们做了大量细致的案头工作，使这部书编校和排版都堪称完美。

对于沉静了多年的《红星照耀中国》如何做推广呢？我请书评家写的书评，尽管文章写得很好，但却被媒体以“不太合适”而婉拒。在迷茫中我突然想到一张名片，这是人文社现代文学资深编辑张小鼎老师多年前给我的，他早退休了。记得名片上有个中国“三S研究会”，张小鼎老师说，三S研究会（三S即：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是1984年在北京成立的，邓颖超任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董乐山任副会长。张小鼎老师曾是理事，他是不被本社人知晓的斯诺研究专家，他一定能给我有效的帮助。

张老师如约来到编辑部，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这才了解到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斯诺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被学界忘记。《红星照耀中国》写作、出版、影响有着传奇而丰富的故事，这本书要从讲故事做起。我请张老师写了几千字关于本书出版的传奇故事在一些大报刊出。他还告诉我有一批中外学者、翻译家每年都会召开“两个斯诺的国际研讨会”。一年在中国开，隔年在美国开。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关注这本书的出版。

2016年《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时，我带了一批书到西安参加当年的研讨会。在会上，我见到了“两个斯诺”的多位家属，以及许多著名的斯诺研究专家。他们看到我赠送的《红星照耀中国》，不胜惊喜，爱不释手。于是这些学者纷纷撰写文章，讲述《红星照耀中国》自1938年首次出版以来在国内传播、流传的各种传奇故事。张小鼎、安危、孙华、刘力群等都非常熟悉这部书的来龙去脉，他们的文章在各大报刊陆续发表，对宣传新版《红星照耀中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文社推出新版《红星照耀中国》在媒体上被广泛介绍以后，此书的销量开始攀升，很快就超出了我们的预期。2017年9月，教育部把《红星照耀中国》列入八年级（上）纪实阅读课程。到2021年6月《红星照耀中国》发行已达1300万册，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与此同时，王树增的《长征》的总销量也攀升到300万册，这显然与《红星照耀中国》的带动有关。两部经典的“双璧效应”最终形成。

从2000年跟踪《长征》选题开始关注《红星照耀中国》，于今20余年，我欣喜地看到我们种下的一棵茁壮的大树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