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索耳在《伐木之夜》中展露出来的关于密闭怪诞空间的思考是极具挑战性的。小说多次在小关受到荔枝园监视的时候突然地进行转场，将人物突转至与母亲的情绪空间之内，这种实体空间与情感囚笼的双重挤压，使得小说结构进入一种发散的机制。“我”与母亲的复杂关系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小关与母亲的关系是裂变的，小说在“我”的困惑之时巧妙地插入了母亲曾经与父亲的情感关系，而与陆陆的相遇又同时叠合了母亲对“我”去相亲的希冀。

如此种种的情绪节点混合都共同将小说的叙事指向了情感运动上的突变与交错。事实上，小说从始至终都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而在语言熔炼之下，小说指向的是关于生命痛楚的挖掘与暗示。同时，当小关与陆陆相识，他的情感又冲向了另一重匮乏与失落的深渊，他爱着陆陆，陆陆爱着林勃，在这种无法摆脱的多维空间之下，无论是荔枝园与小关，还是林勃、陆陆与小关，都在多重交错的指向之下逼近了关于文明的省思。

小说也借助了小关，来探索林勃这一复杂而悲剧的人物，他对父亲的囚禁极大地增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企图，在荔枝园这个虚构与现实交织的多维世界中，小说呈现出了多重的记忆与历史脉络追寻，在充满魔幻色彩的诡异想象之下，索耳重构了现实，对于传统与现实的洞察在不断地进行整体性关联的突围想象。

小说中的现实生活是孤独而困惑的，荔枝园这一环境如此确切又如此荒谬，小说所构建的是一种隐喻的超现实观感，荔枝园如同一个囚笼，看似远离人世、独立于现实之外，但又处处与人世相连，甚至被呈现为现实生活的批判与袒露。

小说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囚笼这一概念，在“我”逐渐觉醒之后，荔枝园成为了怪诞而荒谬的囚笼，被包裹的阴谋环境之下，“我”的恐惧无处安放，无处可逃。这种情感上的纽结既来自林勃有意识的控制，更来自“我”长久以来被包裹着的对母亲的颓丧和奔逃。于小关而言，他对于原生家庭的逃避只能从物理空间上不断奔逃，他从家中出逃到上海，紧接着又从上海回到荔枝园，企图借助荔枝园完成对母亲的逃避。而林勃对原生家庭的逃避则是控制与监视，他操控着陆陆和“我”的情感，囚禁着父亲，不断在这种双向的控制中自我毁灭、自我规训。当小关发觉自己正在被隔绝与规训之时，他所面临的只能是下一次的奔逃，而等待他的，也只剩下另一个囚笼。

荔枝园这一囚禁的场所，以及林勃利用荔枝园中其他人监控小关、甚至是操控小关情感遭遇的这些情境，很容易令人想到电影《楚门的世界》。同样作为魔幻叙事的回环与新异，楚门在永远明亮永远美好的摄影棚中被全世界监控，被节目导演引导并控制着人生的走向；而小说中的小关，也就是“我”，一开始也错觉自己如同荔枝园的国王一样，但却在最后发觉，自己实际上在被完全地监视乃至控制。

荔枝园对“我”的规训是掌控式、封闭性的，“我”被封闭在荔枝园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之中，同时，从周围不断蔓延而来的监视感，将这个封闭性的空间再一次分离排他，使得“我”自觉地将自己闲置在更为固定的场合，任何时刻的行踪都是被监控的时刻，“我”身处其中，被林勃的权力无孔不入地渗透抵达。

荔枝园在小说的阴郁氛围中成为了某种权力运行机制的微观隐喻，“我”与其说是被监控，倒不如说是被凝视，从小说后来的情节我们也能够窥探到，林勃对“我”的控制实际上是对自我崩裂生活状态的弥补，因此，“我”在权力中心下被凝视以至于选择规训内化自我，不断地自我缩小喘息空间，最终使得本体被怪诞地定形为可怖的不正常疯癫。

而从权力运行的场域来看，小说也不仅仅将视角落于被监控的“我”身上，而是试图以更加全景化的方式去展示权力规训之下的反作用力。监控者主体在这一场域之中，也同样地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控制中失去了自我。

关于他与父亲的纠葛，小说并没有进行细致的描述，但林勃这一监控主体在囚禁他者的同时所展示的不正常和变异却被多重地凸显了，在权力持续不断地规训的同时，林勃也在为这种权力所侵蚀，他所处的核心地位也在持续不断地被更改与驯顺。同样的私密封闭空间之下，“我”固然在被凝视安排，荔枝园本身就在被控管，但从另一层面上来说，当监控逻辑布满了荔枝园的每一个角落，凝视者林勃，也同样地在被这一权力场域所运作渗透，当人的主体内在性被激发暴露为更加尖锐的整合时，小说自然而然地将荔枝园背后那“不可见”的一切全面地浮现到怪诞空间之前。

作为“90后”作家，索耳表现出了他的独特性。他在不断追寻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在驳杂的面目之下，不断地寻找叙事空间之外的情感交错与囚禁。他尝试在小说中用诸多毫无关联的概念夸大空间与情绪的包裹，并借此集中显示命运法则的指向，试图追问现实之外的生命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