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是因为科学出版社对院士传记规定了统一格式，我本打算将《郭光灿传》命名为《光灿人生》。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能够更加诗意地体现郭光灿的成长与成功历程。这几年我追随郭光灿工作、生活以及科研足迹的过程，宛如同时在追溯我们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命运多舛，励精图治，发奋进取，问鼎成功。

郭光灿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领域的开拓者、先行者和奠基人。20世纪80年代，郭光灿率先将量子光学理论体系引入国内，并身体力行地推进相关研究和教育工作。20世纪90年代，郭光灿又率先将目光投向量子信息领域，在没有支持和经费的情况下努力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验，承担国家973项目，谋篇布局，培养人才，最终使得量子信息领域在中国获得了长足发展，实现了中国量子信息研究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的局面。

太多的故事与情感，都已记述和抒发到了传记正文当中，不再一一赘述。在这里不妨将我三年来的创作感受简述一番，真要全部倾诉出来千言万语也说不尽。

最初的牵线搭桥人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安徽教育出版社编审杨多文。杨多文与郭光灿是中科大校友，以前对郭光灿就有所了解，与我更是有过多年的出版合作。杨多文非常清楚，这种全方位描述科学家的作品，需要作者既具有一定的理工科背景，又具有足够的文学创作能力，二者兼得往往很不容易。此前我主要从事科幻创作，但近年来采访过不少科学家，也有一批相关作品问世，所以他感觉我最适合这一工作。

2017年盛夏，我在中科大拜访了郭光灿。我们对一些基本话题进行了初步沟通，彼此都感觉十分顺畅。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郭光灿是一位睿智与心怀善意的长者，而且没有架子，易于交往，时时处处都在为别人着想。

于是，这一工作就此顺利展开。我开始搜集资料，充电学习，同时四处采访，动笔创作。我与郭光灿约定：三年为期，全书共计30万字。

这些年我走访了北京、福建尤其是安徽等很多地方，采访了包括郭光灿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家人、朋友、学生、同事、同行等很多人，积累下大量的采访笔记和录音。我全方位地深入挖掘郭光灿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在见证自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之初再到如今新世纪的漫长历史。

其间创作的酸甜苦辣无需多说，但凡有过创作经历的人自然都会懂得。尽管与郭光灿和其他采访者的交流毫无障碍，意味着把各种可能的麻烦减少到了最低，但创作本身还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极大的精力。我同时还有其他创作任务，尽管已推掉不少，但依旧很难做到全身心投入。传记与小说创作又完全不同，小说尤其是科幻小说尽可以天马行空，而传记却要确保每一个字都真实可信——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格外严格，史料没有记述的场景绝不做虚构处理。经过一番权衡与思考，我决定采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来创作这部传记，与其堆砌种种浮夸的形容词，不如老老实实地平铺直叙，我希望在这种貌似平淡中昭显郭光灿的学识底蕴与人格力量。此外在采访与创作之余还要做大量功课，无论是郭光灿还是其他人，只要随口说出一个人名或专业名词，我都要回去查阅海量的资料，彻底搞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不谦虚地说，现在我对量子信息科学完全可以做一点通俗性的科普。在修改整个稿件的时候，思绪往往会在一个晚上跟随以往的叙述走过数十年时光，有时写到深夜时分，由于过度投入，进入梦乡后依旧在追随传主的足迹，纠结着顽强地继续讲述他的故事。在整部传记即将结稿之时，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全球性新冠疫情，好在这时我的采访工作已近尾声，正好安坐书房梳理此前的资料。但一直在家坚守抗疫的我，待疫情稍缓后第一次出京就去了安徽合肥，以便为这部传记做一个完美的收尾。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除了郭光灿本人，他所介绍的昔日同窗和当今同事也都非常配合，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的叨扰，有时一聊就是很久，甚至经常是两次三次。在采访中，我发现他那些同样做出了优秀成绩的学生也各有特色，思考角度不同，谈话方式各异，个性鲜明，这又让我对科技工作者有了一个更为鲜活而直观的近距离了解与认识。

除了在传记中反复言说的家国情怀与科研洞察力，我个人对郭光灿最大的直观感受，就是他对人的充分信任，其实这一点他的学生早已反复谈及。

我创作不喜欢从头写到尾，更愿意将所有资料堆积起来，然后摊开来一点点处理。郭光灿并不知道我的这个特点，但他却给了我充分的信任。三年约期，两年半过去，虽然我一直在辛勤创作，也一直持续对他采访，但我一个字都没有交给他，他也没就此事问过我一个字。这种给予作者充分自由的状态，让我创作起来十分愉快。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我已尽量在正文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感激之情，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无论如何，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