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成难的小说《追踪》描述了一个进城打工的母亲与水泥厂厂长寻找批号为X50002的水泥的故事，将回忆与现实穿插起来，塑造了三个人物在面对城市化进程时的悲凉处境。他们是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务工者和找寻者，抑或是带着传统乡村观念的城市人。在汤成难的这部小说中，城市本身变成了一架机器，有活力也有狰狞，闯入这架机器的人，不可避免地感受到真实又无奈的幻灭。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的发展让现代化城市迅速崛起。伴随着经济的腾飞，中国社会也逐渐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市化大幅迈进。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在小说中，张胜利就是进城务工的一员，从他进城的那一刻起，三个人的命运就被奇妙地连接在了一起。

张胜利是城市“闯入者”的典型。这一类文本中，叙述者经常情不自禁对城市做一番评价：城市像“肿瘤”、像飞速旋转的“大轮盘”、像“猛兽”，这样的比喻反复出现。而置身其中的闯入者则像“微尘”、像“细菌”，在两者的关系中城市强大残酷、闯入者渺小无力，闯入者融入城市的过程就是被城市挤压、控制、异化的过程。小说文本一直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叙事：张胜利失踪了。全文围绕追踪张胜利展开，但自始至终，张胜利似乎只存在于场外，像边缘人一样不引人注目，容易被遗忘，甚至连他的消失都悄无声息。张胜利从消失到被发现已是三天之后，“要不是掉在机器旁的一只劳保鞋，以及下一道工序的工人后来回忆疑似看到的一截手指，真叫人难以相信”。张胜利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来到城市，又被无声无息地吞没，没有凶手。闯入者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模糊了自己的线条，最终泯灭了自我。

乡村与城市的博弈是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命题，闯入者身处其中常有无力的绝望感。当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人面对陌生的高楼大厦时，会不知所措，甚至哑然失声。小说中，张胜利的母亲从贵州小山村摸索到水泥厂花了六天时间。在与厂长凌致远一起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她不发一言，一心只想找到她的孩子，她知道自己的孩子失踪了，但她完全无法理解。她只能带着一只蛇皮口袋与满腔的悲痛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颠簸，保持着困惑的沉默。直到看见希望大厦的雏形，恍惚间，她才终于明白了张胜利为何消失。张胜利母亲的沉默，是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的人对城市的一种惶恐，一种不甘心的失语。

沉默是一种态度，小说通过对凌致远的描写，表明了闯入者在城与乡博弈中的另一种态度，即消极无声的逃离与反抗。凌致远是水泥厂的厂长，尽管如此，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乡村身份的认同。在他眼里，张胜利母亲的手适合插秧、剥豆角、刮土豆皮；她流泪是秧田溢水，她凿下的碎水泥块是“蚕豆”。他的眼里始终带有乡土滤镜，面对水泥，他总是用想象连接起过去与未来。水泥之前是石灰石，石灰石之前又是无数的史前生物。面对张胜利的去世，他是痛苦的，他发现不仅是史前的生物，甚至是现代的人也正在被石灰石所吞没，成为石灰石的一部分。潜意识里，他感受到无法排解的痛苦，这种痛苦的根源是乡土文化认同者对于现代性的焦虑。现代性生产出了竞争的个体和个人主义，而社会结构又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来泯灭这种个人和个体主义。在无法阻挡的现代性面前，个体的意志显得渺小而无力。面对这种焦虑，凌致远选择逃避，他不再开采石灰石，而是回到乡村种树。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与逃离，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三个不同的城市“闯入者”处于两个世纪的交汇点，他们的身上也体现了个体意志与历史意志的博弈。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一首诗《世纪》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直接穿过你的眼眸，谁又能用自己的黏稠的鲜血，黏接两个世纪的脊梁？”野兽代表了某种意志的力量，既有人的意志，同时又有历史的意志。在文本中，张胜利的理想是拥有一套城市里的房子，凌致远则把眼光拉长到种族宏大的变迁历史。张胜利最终没能实现他的理想，但他也融入了宏观的历史之中，成为希望大厦的一部分永存。个人与历史，就这样以一种近乎于残忍的方式博弈交锋，最后共存。

尽管如此，作品还是表现出了肯定与希望，现代性与城市化有一定的弊端，但现代城市也呈现出了多重面孔：既有创造的力量，也有异化的悲剧；既有一切消失的恐慌，也有再造一切的激动；既有旧的迷惘和逃避，同时又有新的主体的新生、成长。这让城市闯入者面临尴尬和身不由己，虽时有绝望，但也在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