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的古文论研究成就斐然，有很多填补空白的成果，有很多精彩的个案和专题研究。但多少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的平滑、均质和细碎等问题，在研究和思想的整体性方面不是那么令人满足。这或许与方法论及其背后的历史观有关。有些研究的目的是让过去从现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事物呈现出“本来”的样子。这种全力发掘真相和重建历史的想象相当勇决，并且自认研究的朴素和真理性。不过，从史观上看，其思想依据多基于连续、均质的时间绵延，在此视野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貌似确凿真切，但其实粘着而孤立，这类研究看似追求客观超越，但其实掩盖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各种关涉。研究的结果，一方面是对材料的崇拜，无视研究的选择性和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与古人的单向“同情”，更增加了主观性、心理性或随意性。在我个人看来，这种历史主义取向的研究，不仅会失掉研究在古今观念同异方面的敏感，而且会失掉研究本身的现实感。
先谈谈敏感性的失掉。由于对历史的理解基于连续、平衡、均质、雷同甚至空洞的时间绵延，导致研究忽视古今差异及其间的结构性变迁，完全可能以今天的时空理解和人情事理去测度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人文情怀意绪，以某种现代观念加诸古人身上。比如对近代文学观念的理解。据说五四时期在诸种西学影响下，提出了一整套论述，是新的知识论和宇宙观。研究者以为新的出来就可以笼罩一切，改写一切。这种看法其实是对现代转型的“简化”。五四前后或者说19世纪的后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初的二十年，此间文学和思想的新旧矛盾、雅俗碰撞、中外龃龉，非常复杂，诸端差别，而且飘忽迅疾，变化很大。研究近代文学观念的意义，或许更在于认识此间迭出的断裂性、强劲的差异性和整体的结构化进程。
比如传统文论和现代诗学的差异。笼统而言，传统社会文化观念宏大浑融，基于儒道释学说及其会通，其文学思想整体架构也比较宏大，内摄于道德文行，而文论文评的范畴多在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所概括的“言志与缘情”、“模拟”、“文笔”和“品目”之间。传统的走向，据说是现代诗学，或可以启蒙思想的张扬崛起为指标。如果以鲁迅为代表，其整体样态就是传统人文的隔阂感及当下对平等沟通的渴望：“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启蒙诗学从其激进崛起的动力和因由上看，体现在其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所带来的强大冲击。这种思想观念显然不同于传统而来的近世市民社会的以奇趣和消遣为核心的文论观念和审美感觉，也不同于其后近百年来从整体上占据主流的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民众革命的思想和观念。窥斑知豹，由古而今，从晚清到民初，前五四到五四及其后，其间固然也有连续性，但数十年间，不同气质的差异性和强烈的文化断裂性，非常“爆破、突出、尖锐”，远非用一般的平滑、匀质的历史时空观念可以处理。
对过去的处理，意味着要勇于反思、重审现代以来对过去的诸多塑造和简化，切实理解或解构在当代已经司空见惯的学术装置的历史性及其构造性。宇文所安在《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中概括得颇有意味：“在中国文化的进程里，五四学者和批评家们对传统的判断代表了一个新的正统传统的产生，而这种正统传统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宏大。它和古典传统的结束及其盖棺论定紧密相关。古典传统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遗产’，不再是中国文化的媒介了。学校系统将要教授大的意义上的文学，而不是少数几个经过选择的高雅文学体裁。老师们会告诉学生什么是好的、进步的，什么是坏的，落后的。既然学生们将是五四的肖子——还有肖女，那么在这场革命的基础上，一个新的正统经典就此诞生。”在充分肯定五四文学思想的革命性的同时，理解其现代性，抉剔其构造性，确实很有必要。
研究过去要留意从五四以来的构造性，我们以如何理解章太炎文论为例来进行探讨。章太炎论文“以文字为准”，在近现代语体化浪潮中仍执著于文字，这常常被认定为小学家的积习，或是由鼓吹国粹而生的迷恋。章太炎强调中国文学的汉字主导性，如果从文化记忆、媒介考古和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其实大有意味。从这些视角来看，以文字为准，就是强调文字并非只是语言的记录，文字就成为记忆存储的媒介物而非现场交流的媒介物。如果追溯各种记录系统的源头，就会发现文字最初都是为记忆（而不是为现代语言学所想象的声音）服务的。史学家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辨认，概括出印刷出现以前，早期文字记录的基本功能即在于占卜和祭祀、官书和档案，以及史官作册等诸方面，私家著作则主要是后世文化的扩展和分化。这样看，章太炎其实在西学声浪中力图彰显中国文学（文字）的文化记忆功能，文字及其书写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视觉的信息和记忆技术，它是在复杂化的符号环境和共同体文化中生成的。这样，文学“以文字为准”意味着章太炎面对西学风潮的强力回应，这给当代人很多启发。在现代世界，人们往往以系于声音、表情达意及审美沟通诸功能为现代文学之正解，这或许也是一种执著吧。如果不能突破以现世交流为根本范式的现代文学定见，不理解古代文学所立基的宇宙观、礼俗习惯、思想行为、政教制度，或者所谓天地人神的世界，又怎能理解章太炎面对西潮汹涌时对共同体之自性的执著和捍卫？
再谈对过去的研究的现实感问题。现实感体现当代性，但也是历史感，从根本上讲是研究者基于自身主体的现实位置而回望过去、前瞻未来所形成的双重纵深感，这也意味着对研究的整体性内涵的理解。比如，近代文学和文论思想研究迫切需要的结构化思维。在这个视野中，从传统到现代，就是一个大的结构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了相对于传统而言的decoding（解码）和朝向未来而以西学为范型的recoding（再编码）这两方面的双重进程。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生成整体性和纵深感。比如研究林纾，恐怕就不单是为了研究林纾个体，同情和理解林氏的身世和思想，或者单独审视其“以古文译小说”的行为状况，需要做的是透过林纾的古文翻译而与晚清民初的文论思想格局相参照，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结构化进程及其整体性观照中，既定位以林纾为代表的相当一群人的文学思想和感觉，也领悟古文与小说在近代交汇耦合、消长浮沉的状况，乃至整体“文学”感觉和观念生成的进程和机制。在这方面，胡志德的论文《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文”的简单化》正是结构化地探讨近代语文、文学和文论问题的典范。表面上看，该文主要处理的是晚清民初三十年间文言文与语体文的关系和互动问题，但其实深入探究到裘廷梁、王国维、林纾、严复、章太炎、杜亚泉、胡适、鲁迅诸君在文学语文、翻译、书写、阅读、修辞、雅俗、文体、制度乃至阶级等诸维度的若干思考，充分展现了一种结构化的整体图景。同时，作者借鉴后结构主义思潮对“可写性”问题的理论探讨，去深化对五四和前五四时期语文和文学结构性变革的整体理解，既体现了研究的创新性，又彰显了研究或思想的当代性。
说到现实感和当代性，不仅意味着在长时段的、包容着现代性内涵的中国文明史视野中恰当地处理当代与过去的关系，其实更意味着在开放的全球史视野中对过去的研究的自我定位。如果说，中国文明史视野有助于让过去告诉未来，那么，全球史视野则有利于我们获得对全球化进程的更好感知，形成更好的世界史意识。比如阅读欧美汉学，可以了解到对传统文学文化据说被单维化地建构为“民族国家的想象的继承物”的批评，感受到共同分享财富从而臻及新的人文思想的良善愿望。不过，研究也需要基于现代百年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和文学文化活动的现实需要，在民族-国家与相应国际结构之间张力关系的现实规定和相应博弈中，感觉、体会和建构主体性，树立、张扬我们的自信，欣赏尊重异质他者，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互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最终会达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