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人文学术和教学体制的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从传统的“诗文评”和“辞章学”脱胎而出，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如何应对强势的国外文学理论，对外来理论加以本土化改造和接受？如何更好地激活传统、重释传统的现代意义，以应对当下的现实问题？过去百年里，数代学人做出艰苦的探索和努力，交出各自的答卷。中国文学批评史曾在历史性研究之外衍生出注重理论研究的“古代文论”，提出中华民族的文论特色、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化诗学研究等课题，在响应时代大潮的同时，其自身在不断发展，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机械地割断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将古今对立起来，将五四前后中国文学文论夸大为断裂关系；长期采用“以西释中”，把在西方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文学理论观念普遍化为文学的“原理”，据以解释中国文论现象；或者因噎废食，将中外文论对立起来，认为它们不可通约，拒绝一切外来的有益思想资源。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不能满足于作为古代文学的一个方向，“古代文论”学科也不能满足于作为文艺学的可有可无的点缀，应该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升华为“中国文论”，建设贯通古今、立足本位而又开放的“中国文论”，实现优秀传统文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文论”建设，要处理好这样几个问题：
一、在古与今的问题上，打破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的疆界，实现贯通古今的文论研究。目前研究“中国文论”的基本格局是，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截然分开的，知古不知今，知今不知古。如果忽略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论的现代发展，不顾及当代文学活动的状况，仅仅在古代文学和文论范围内打转，研究成果怎么可能会对当代文学与文学理论有建设意义？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不仅是一门历史学科，更重要的是一门理论学科。既然是理论学科，就应该对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作通盘整体的掌握和吸收。章培恒、黄霖、朱立元、王一川等先生早就认识到现代文论与传统文论的内在联系。现代文论是传统文论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新发展，两者之间并非是断裂的，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现代文论是中国文论发展至现代阶段的质的飞跃。从文学精神上说，现代的“革命文学”论、文学对现实的严重关切，正是传统“经世致用”精神的继续；现代文论对个性精神的提倡，既有国外个性主义的启迪，也与明清时期的“性灵”文学思想一脉相承；现代文学的“平民精神”乃至当代文学的人民性问题，是传统文学与文论中的民本思想、教化主题、人道主义观念在现当代的理论提升。从文类上说，小说、戏曲成为文学的主体，这也符合宋元以降中国文学发展的大势。白话文学的崛起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漫长的铺垫期。当然，现代文论主要是应对现代社会文化发展需要而产生，且得到国外文论的滋养，从基本理论观念到思维特点、表达方式，都是传统文论的“质的飞跃”。只有将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论作整体贯通式考察，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文论”的知识体系。
二、在中与西的问题上，坚持立足本土、视野开放、以中化西的原则。不论是“以西释中”还是强调中西的“不可通约性”，都是片面的、极端的。西方文论是西方历史文化和文学的产物，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华古代历史文化和文学的产物，首先要承认它们是“异质”的理论形态。但它们都是人类用语言文字表达对宇宙、社会、人生、自我、文艺的感悟、认知和情怀，应该有相通甚至相同的因素。正如钱锺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人类的文学和文论应该有普遍性，但是具体到各种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文学和文论，各有其特殊性。过去所谓的“以西释中”，是没有认识到在西方历史文化和文学背景中产生出来的西方文学理论的特殊性，而把它普遍化，上升为普遍性的“文学原理”，用它来解释中国文论现象。所谓中西文论“不可通约”论，是只看到二者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人类文论的普遍性。当前的“中国文论”，须坚持本位性立场，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文论的根基，以国外文论作为参照，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文论的特征；同时，吸收国外文论的有益滋养，以丰富和发展中国固有的文学理论，认识到人类文论发展的趋势，以明了中国文论的发展大势。摆脱上述“以西释中”和“中西对立”的两种错误态度，参斠人我，辨别异同，以我化人，以中化西。
三、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面对当代社会现实，建设性地思考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需求，从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家国情怀”“安心立命”“多元包容”的人文思想出发，对中国文论的性质、特征和价值作出切实的阐释与评判，尊重中国文论的政治性、伦理性和审美性相统一、经验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阐发中国文论的基本思想、理论观念。中国文论的性质是以“大文学”为基础，以“纯文学”为核心。章太炎所谓“凡著于书帛者谓之文”，符合传统文论的精神，揭示了中国文论的性质。刘勰《文心雕龙》和萧统《文选》无不统括实用文与非实用文，一直到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文钞》皆是如此，但《文心雕龙》和《文选》虽涉及文体众多，却又是以诗、赋为中心。至宋元以后，小说戏曲蔚然兴起，至五四时期，与诗歌、散文一同被尊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与西方“纯文学”的外延接轨。现代文论称实用文为“国文”，非实用文为“文学”，将文学的外延狭隘化，忽略中国文学“大文学”的性质，产生了严重的弊端。当今的文论建设，须正视中国的“大文论”传统，又尊重文学史的发展和现状，将“国文”与“文学”统一纳入到文学的范围，重建以“大文学”基础、以“纯文学”为核心的多层级的中国文论体系。
过去很长时间里，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来衡量中国，曾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如批评中国文学是“杂文学”，说西方重理性、重逻辑，中国文论是重感性、重直觉，等等。如果我们立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本身，确立本位性立场，对中国文论完全可以重新作出不同的认识。这里尝试提出中国文论的几个特征。
一、中国文论是在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制约下产生的。这种基本观念深刻地制约着国人对“文”的认知。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强调自然与人的“感物兴情”关系，在社会中，“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调节君民上下关系，“诗可以群”调节士人群体关系，“教化”说协调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乃至“自适”“自娱”调谐个人内心世界，无不是追求最终的生命和谐。到了现代，这种朴素的“天人合一”观被自西方而来的主客二分世界观、进化论、辩证唯物主义所取代，实现了国人宇宙观、世界观的革新。但是，面对后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引起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特别是生态问题，有识之士提出“生态美学”和“人定顺天”的话题，重新阐释“天人合一”观的现代意义。那么，文学如何重建人与自然的感应、互动与和谐关系，重建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生命和谐，“中国文论”在这方面的理论创新大有可为。
二、中国文论具有鲜明的伦理性特征。如果说西方社会道德的维系主要依靠宗教的话，那么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的维系主要依靠宗法制度和礼乐文化，文学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云，“乐者，通伦理者也”，“发乎情，止乎礼义”。伦理性是中国文论的重要特征，过去的研究对此否定较多。其实，有的伦理道德具有时代性，如“三纲五常”今天看来是须要唾弃的糟粕；有的伦理道德是超越时代的，或者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如“仁、义、礼、智、信”，如“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等，并没有过时，可以在现代人文理论的观照下进行富有新意的阐发。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论在维护人伦和追求道德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家须有第一等怀抱，以极具审美性的作品给读者以丰富的教诲。论文重文德，论诗重诗教，论小说戏曲更是以教化为旨归。以“仁爱”为核心的中华民族道德精神通过文学而得到普及和传承。道德革新的诉求也往往首先通过文学得到表现，如明清“性灵”文学论和小说戏曲论中闪耀的人性光芒，五四以后升华为人道主义精神。今天应该重新认识中华传统伦理文化，以现代文明为准绳，对之进行新的扬弃，以襄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同样，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论的伦理性特征，对它进行当代的扬弃和创造性转化，引导当前文学创作的伦理主题的正确走向。
三、中国文论具有明晰的政治性特征。实用性与审美性在中国文论中并不矛盾，更非对立。“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政治性是中国“大文论”的重要特征。刘勰所谓“政化贵文”“事绩贵文”“修身贵文”，白居易所谓“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苏轼所谓“有为而作”，无不强调文学对于现实政治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到了近代，梁启超等提倡文学界革命，乃至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更是将文学的政治性进一步提升。“文革”期间，文学的政治性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曾导致文化上的灾难。新时期之初，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仍然是人们讨论的焦点，但更加强调人情人性，强调人道主义。切断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无疑是取消了文学的存在基础，阉割了文学的现实意义。重提政治性，并非说文学是政治的传声筒、特定政策的宣传工具，而是强调文学家要关切现实政治，惩恶扬善，歌颂正义与美好，揭露社会弊端，抨击丑陋和邪恶，呼吁美好社会前景。当然，并非所有的文学都要表达政治主题，古代不乏娱情文学，现代也不乏超越政治的审美主义文学。政治、审美、娱情应该多元互补，但不能缺失政治性。政治不是文学的全部，但文学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其实也脱离不了政治。
四、中国文论具有经验性、实践性特征。中国文论不是来自于抽象的逻辑演绎、理性推理，而是建立在丰富的文学实践基础上，是文学经验的理性总结和提升。古代所谓“诗学”多是“学诗”的意思，文艺理论重在指导艺术实践。古人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强调的是艺术经验的重要性。古代文论重视对汉语特点的认知，如刘勰的丽辞、事类、声律、练字论，还有众多作家、文论家的诗话、文话，重视探讨诗法、文法，都旨在引导创作实践。小说和戏曲评点，“通作者之心，开览者之意”，是作者的知音、读者的导师。诗文选本为习作者提供模本。理论、批评和创作是三位一体的。这种实践性特征，在现代文坛上还得到一定的传承，如鲁迅、茅盾等既是伟大的作家，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但是总体上来说，由现代至当下，文学理论批评淡化了对于创作的指导意义，忽略了文学经验的积累，甚至脱离了文学。因此，当代的文学理论建设应该恢复这种中国文论的实践性、经验性传统，提倡理论、批评与创作、鉴赏相结合，提倡选本批评、“话体”批评等传统中鲜活的文学批评样式，使之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占有适当的地位。
五、中国文论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对现实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关注和校正。中国文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自古没有哪位文论家是凭空发论，而都是紧盯现实文化和文学的困境和问题，从自己的思考和立场出发，提出纾难解困的药方。理论批评紧扣着文学创作，引导文学创作的走向。每当文学创作走入绝境时，在理论上往往通过三个渠道汲取发展的动力。第一是民间资源，如乐府、词曲、话本、花部都曾为士人文学提供不竭的源泉。第二是“复古以求革新”，如中唐白居易、元稹和韩愈、柳宗元的诗文复古，明中期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1930年代的民族文化本位论等，都是以复古为手段，解决文学与现实的困局，实现诗文的革新发展。第三是“别求新声于异邦”，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的输入、晚清以来西学的输入，都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资源和活力。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文论自身不断地在会通适变。当代文论的发展同样需要在接续自身传统的基础上，适应新时代开放的文化格局，会通适变。
六、中国文论是多元一体的中华多民族文论。在中华大地上，汉民族文化与各兄弟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同样在文论上，也是表现为以汉语文论为主体的中国多民族文论的不断交流与融合。不仅历史上有元好问（鲜卑族）、贯云石（维吾尔族）、蒋湘南（回族）等的汉语文论作品传世，各少数民族也多有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表达他们的文学理论认知的著作，中国文论在统一性中显示出多样性。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和文学理论研究界越来越重视对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1980年，郭绍虞先生就呼吁加强对兄弟民族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在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为建设中华多民族文论确立了基础。各兄弟民族文论在民间性、口语性、叙事性上，可以弥补和丰富汉语文论的内容，其抒情性特征和对自然、社会、自我的认知也多可与汉语文论相参相通。我们应以汉语文论为基础，融汇各兄弟民族文论的多样性元素，在中华多民族文论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文论”，这对于培养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维系共同的文明母体和文化血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为深刻完整地理解和展现中国文论的丰富性和整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新时代的中国文论研究，须确立中国本位的立场和思想开放的态势，摆脱中西对立的狭隘思维，避免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思维陷阱，坚持“以我化人、以中化西”的态度，吸收国外文明和文论思想滋养，对古代和现代文论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具有现实关怀和人文情怀、符合中华民族心理特征、具有理论活力和时代特征的“中国文论”知识体系，为当代文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资源和思想动力。让中华传统文论焕发出当代的生命活力，彰显出独特价值，在当前各种文论多元共生的文学理论格局中，“中国文论”成为重要而有力的一元，引导文学和文论的正确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