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上旬的一天，《人民日报》副刊部的朋友来电，说他在朋友圈里见我去年去陕西榆林采访过治沙英雄石光银，如今石光银获得建党百年“七一勋章”，期望我写一篇报告文学。我同意了——这当然是作家应该做的。惜乎采访那天石光银有活动，采访进行得有些匆忙，后来我把他写进一篇治沙英雄群像的文章里。这回要写一篇较为丰实、完整的报告文学，我决定再去一次榆林，做些更深入的采访。恰好榆林市委宣传部部长曾德超在北京开会，我们便约定11日乘坐同一航班共赴榆林。该航班定于21点15起飞，不巧那天北京遭遇特大暴雨，我们在飞机上坐了4个多小时，直至凌晨2时许才通知航班取消，我们不得不悻悻地下了飞机。此时大雨依然狂泼如注，曾部长特意从榆林驻京单位要了一辆车，执意送我回家。我家是春节后搬进朝阳区广泰东路一片新社区的，高楼林立，树木葱郁。瓢泼大雨中，那位年轻司机驾车“乘风破浪”，开到广泰东路一带。浓浓夜色中，我透过车窗雨帘，看到黑乎乎的一片楼群、一道长长的铁栅栏和熟悉的大铁门。“到了！”我叫了一声，于是下车和曾部长礼貌地拜拜。过后我撑开折叠伞，拉着行李箱，从门卫室叫出一位睡眼惺忪的保安说：“我住九号楼，请开门。”保安潇洒地向后一挥手说：“九号楼就在那边。”我顺利地进了门，顺着大水横漫的甬道冒雨向九号楼走去。

走着走着，我发现不对了，根本找不到九号楼。漆黑的夜色和狂风大雨中，甬道上的路灯变得昏黄朦胧，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而且越转越糊涂，根本找不到北了。放眼望去，一栋栋黑黝黝的高楼比肩而立，威风凛凛，结构相似，模样相似，而且几乎所有的窗口都熄了灯。此时的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把雨伞也被狂风吹得翻转过来，完全不起作用了，只好扔掉。就这样，我浑身透湿，顶着呼啸风雨，蹚着没过脚面的积水，拉着箱子在楼群中转来转去，犹如一只找不到窝的落汤鸡，那孤独和狼狈的样子实在够惨。

呵呵，终于依稀看到远处一栋楼的楼角上写着“九号”字样了！我加快脚步匆匆走过去，可一下又沮丧起来——这栋九号楼与我住的九号楼造型一样，环境却完全不同，显然是另一片社区的九号楼。我顿然意识到，暴风雨中的我肯定走错门了，进入了另外一个陌生的社区！此时已是凌晨3时许，我不得不给太太打了手机，说我找不到家了。太太赶紧披衣出门来找我，几嗓子高亢震耳的“蒋巍，你在哪儿？”顿时把好几家的灯喊亮了，却不见我在哪里。我说，千万别喊了，把别人家都喊出来就出大事儿了！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方位，你怎么找？太太嘲笑说，你怎么这样笨啊？住了几个月的家都找不到，是不是老年痴呆了！这话伤害性不大，但羞辱感很强。我说，这能怪我吗？这一大片社区，楼型一样，铁栏杆一样，大铁门一样，街道一样，又遭逢黑夜暴雨，连闪电都一样，我分得清吗！

我不得不像一个踽踽独行的鬼影，拉着箱子继续冒着暴风雨在漫地积水中到处流浪，寻找自己的家。平日显摆的潇洒风度、优雅气质和假装的学问深度全没用了——因为没人看了。我不由得想起早年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名字忘记了，剧情是一位准备回家的酒醉乘客上错了火车，去了另一个城市。因为苏联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所以两座城市是按一套设计图纸建设的：街道一样、街名一样、公交路线一样，宿舍楼房一样，连门锁都一样，室内装修和公家提供的摆设也一模一样。结果那位先生掏出钥匙，顺利进入自己的“家”便倒头大睡——自然闹出一个大笑话。在这个暴风雨之夜，同样因为我所住的那片大社区一切太相似了，我缩着脖子进错了院门，结果有此遭遇。

一直流浪到凌晨4时许，手机只剩下一丁点儿电了，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打电话向110报警，请警察叔叔送我回家。

10分钟后，一辆警车亮着警灯到达我所在的地点。我就像流落在孤岛上的旅人，向警察叔叔发出热烈的呼唤：“我在这儿！”

回到家，甩掉已经泡成鱼腩的皮鞋，吃了一碗太太做的热汤面便躺倒睡下了。第二天中午起来，才发现拉杆箱里已经透湿——因为拉锁没拉紧。怪不得那么沉呢！还好，在风雨中折腾了一整夜，我居然没感冒，爬起来又是一条好汉！

细想这一夜的“不幸”遭遇，也有我个人的原因。自2019年9月接受作协安排，为调查和写作造福于民、史无前例的全国脱贫攻坚战，10个多月我绕全国走了一圈，写了一本《国家温度——2019-2020我的田野调查》。过后又赴贵州之约，5个月内按出版社给出的时限写了一本35万字的《主战场——贵州样板》，为此我连多数的午餐时间都省下了。总之，近两年我游走四方，几乎成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连搬家这种累死人的活计，都是太太拖着病体自己完成的。太太形容我“天天在咱家楼顶上飞来飞去，就是不落地”。即使回到家，我也是闭门不出，雕像般坐在桌前敲电脑，极少出门，所以对社区布局和周围环境少有所知，雨夜中找不到家自然也是难免。三天后，我终于飞赴榆林，去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