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在100多年间的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独立学科的正式形成、文论文献的整理出版、文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学科发展的集中探讨、中外文论的相互交流以及理论人才的大量培养等。这些方面很多学者都有过论述，这里不再一一赘列。而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论建设中古今中外关系的讨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议题，我想首先表达一下我的基本观点，然后再提出一些解决的思路。
第一，中国现当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关系的密切程度明显要高于其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在这一事实前提下解决现当代文论“失语”的问题，首先要厘清现当代文论的产生背景，客观审视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尽管多数学者都认同中国现代文论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整理国故的内在驱动，一方面来自于西方文学经验的异域激荡。但平心而论，在近现代文学变革之际，西方文学和文化对于中国文学及文论的影响是压倒性的。当然，这种情形在时代和文化大变革的特殊时期是可以理解的。而其后的半个世纪里，苏联的文学理论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论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引进的革命文学理论，还是20世纪50年代引进的文学基本理论教科书，都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现代文论过分依赖外国的形象。苏式的文论体系，包括体例、框架、理论概念和范畴等，对中国现代文论学界的广泛影响，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世界的诸种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如英美新批评、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和接受美学等，纷至沓来，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仅运用到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还积极参与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阐释解读上。一时间，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俨然成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实际上，上述每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背景、适用的范围以及存在的局限，不可能直接采取“拿来主义”，包打一切。因此，这期间的新潮迭起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建设而言，却是丧失了一段自主发展和民族化转型的宝贵时间。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学界开始反思中国文论的发展之路。曹顺庆曾尖锐地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至此，我们也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作为新的知识形态，显然不是源自古典文学理论形态的创造性传承，而主要是在对国外现代文论的借鉴接收中逐渐发展而来的。换言之，学界常言的中国文论“失语症”，原意是指中国现当代文论至今没有一套自主自足的理论体系，并非指称古代文论在当下的失语状态。毕竟，古代文论的批评对象终究是古典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五四以来的现代白话文作品，其中具有生命力的概念、范畴或命题自然会存活在当下的文论话语之中，而那些伴随时代变迁已经走入历史的理论命题和概念也没有激活的必要。从这个立足点出发，学界欲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彻底解决现当代文论失语的状态，既有悖于中国现当代文论产生的客观背景，也不符合古代文论发展的实际情况。
为此，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应该重新审视和调整其与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的关系，一方面不要过分依赖西方文论，一方面需要创造性地传承中华古代文论的精华，即对于前者用减法，对于后者用加法。这个立论并非要否定西方文学理论、美学理论或哲学思想对于中国文论的影响和作用，而是用合理借鉴和有效吸收的方式替代之前那种全盘接受的做法。不过，由于积弊过深，这部分的变革短期内难以改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尤其是面对那些本来就在西方理论影响下创作的文学作品，但是这个减法必须做。近年来，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和“场外征用”等批评策略均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大家意识到西方文论并不尽然适用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土壤，但是其中跨学科研究的理念、数理思维的运用等还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与此同时，激发和再生古代文论的批评话语，补强古代文论的现代诠释，甚至创造符合当下时代情境的新话语体系才是中国文论的当务之急。
第二，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分属不同的异质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理应是跨文化对话与平等互鉴的关系，任何一边倒的做法都不合适。可以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否正确处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成为中国文论发展成败的关键。其中，有两点认识需要特别明确。首先，西方文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学创作、思维模式和学术语境下的产物，其全部理论适用的对象是表音语言系统及其文学现象，没有办法完全覆盖到形式特征和思维特征迥异的汉语文学领域。关于这点，我同意张江的表述：“语言的民族性、汉语言的特殊性，是我们研究汉语、使用汉语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研究文学、建构中国文论的出发点。”（《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即便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的西方汉学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海外中国学，其本质仍属西方学术的范畴。其次，尽管西方文论在思维模式、形式特征、哲学内涵等方面与中国文论，尤其是古代文论有较大差异，但并非不可通约，毕竟双方都在致力于解读文学现象、理解作家作品以及总结创作规律，尤其是那些基本的文学理论命题如情、意、境等的阐释。中外文论在上述命题的解读中存在差异，这完全可以理解。即使是置于中国不同的历史朝代，这些命题的具体意涵也在演进变化，更何况是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在某些文学规律方面，东西方却可以穿越时空，达成“英雄所见略同”的共识。如当代西方的读者反映批评理论与1000多年前的东方“知音说”就存在颇多相通之处；中国古代“诗无达诂”的观念与西方的解释学、接受美学亦有相通之处。当然，在具体对话和互鉴过程中，我们在积极寻找二者契合点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分辨被“文学共性”所遮蔽的差异性。
第三，学界在探讨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或现代转换等议题之前，需要理性反思当下古代文论的研究现状。唯有将作为研究本体的古代文论研究透彻了，才能谈及古代文论的当下价值和现代转换。比如学术界对于古代文论特征的认识，并没有因为近年来大量的文献整理和学术著作出版而达成一致。大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论的总体特征是感悟式和零散性，难成系统；而另外一派学者则并不认同上述观点，如蒋寅以清代诗学为例，举证“在清代严谨的实证学风熏陶下，文学研究也显示出学术性、专门性、细致性的特点，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问”。这种观点延续了程千帆先生的看法：“古典文学批评的特征”是“体系自有，而不用体系的架构来体现，系统性的意见潜在于个别论述之中，有待读者之发现与理解”。我个人认为，这两类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事实，每种观点都可以找到足以支撑的论据。换言之，中国古代文论本就是感性和理性兼具、知识经验与理论范畴并存的复合体，只是体现在不同朝代、不同的文本形式上有所侧重而已。即便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等极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的著作，其中亦不乏散金碎玉式的作品点评。另外，古代文论的自身研究还存在着“史”“论”不均的现象。前者侧重于批评史的纵向梳理，从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国内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写作者，主要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刘大杰、敏泽、蔡锺翔、成复旺、黄保真、张少康、王运熙、顾易生等。后者侧重于古代文论体系建构的专题研究，如张海明、周振甫对“风骨”的论述，汪春泓对钟嵘诗歌审美理想的探讨，蒋寅对清代诗学中“清”的梳理等。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明清以前的文论资源整理得较为充分，而对于汗牛充栋的明清文论资源来说，目前整理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同时，在古代文论诸种范畴、命题的体系化研究方面，学界同仁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充分挖掘丰富的古代文论资源，客观定性中国古代文论的文本特征，并在现代诠释过程中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论话语体系，是当下古代文论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第四，除了借鉴西方文论之外，建设民族特色鲜明的中国文论，其落脚点还是在于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当代诠释与建构，也就是前文中提及的创造性传承。换言之，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历代丰富的文论资源和形意结合的方块汉字才是建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深厚土壤和不竭源泉。近年来，学者古风在提出古代文论“存活论”主张时，曾经统计了一组数据：“在整个20世纪，共引进外国文论话语533个，其中常用文论话语大约为162个；传统文论话语大约有134个依然存活在现代文论与批评中，其中本体论话语有26个，创作论话语有26个，文体论话语有9个，修辞论话语有16个，风格论话语有22个，鉴赏论话语有35个。”（《“存活论”的新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中心》，《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文论中仍有不少概念、术语和范畴凭借其旺盛的生命力存续在现当代文论话语之中，并在不同时代背景的转换中衍生出新意。如当下学界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就是创造性传承古代文论资源的典型个案。自《诗经·国风》开始，中国古典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就非常显著，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价则是最早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其后，历代论者都十分关注地理环境对于文学创作及其风格的影响，如曹丕《典论·论文》之“徐干时有齐气”提及地域气质论；六朝时，《世说新语·文学篇》和《颜氏家训·风操篇》触及南北方学风与民俗之差异；至王鸣盛的《蛾术篇》卷二“南北学尚不同”和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等，则全面论述了区域特征对于地域文学传统的影响。上述思想、观念的内涵和外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被梅新林、曾大兴、杨义、邹建军等一批学人的研究不断拓展，渐成体系。虽说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兴起也曾受到西方学术“空间转向”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对2000多年来本土地域文学研究的创造性传承。目前，文学地理学研究已拓展至少数民族文学、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比较文学，不仅仅局限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
中国文论的重建不仅要寻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还需要向更深层次的中华传统文化寻求养分。如2013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旨在用术语概念的形式体现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术语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深深融于中华子孙的血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性格和信仰，并由此支撑起中华数千年的学术传统、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同时也是包括中国文论在内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精神源泉。另外，武汉大学李建中主持的国家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通过对元典关键词之词根性、坐标性、转义性的理论考察，以及对汉字批评之追根、问境、致用的批评实践，积极探索传统文化的“新释”与“激活”。此项研究将汉字表意的独特性与中华文化元典的阐释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对于未来中国文论的建设亦具借鉴意义。
最后，我想谈一谈海外汉学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首先，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洞见可以让国内学界在“他者的眼光”中感受到古代文论强大的生命力和多重阐释的可能性。我们经常有这样的阅读体验，有些国内学界早已司空见惯的文学观念或文论文献，经过海外汉学家的重新诠释，中国读者会获得完全不一样的解读体验；有些国内学界没有重点关注的文学理论命题或范畴，在海外汉学家那里得到了充分挖掘和高度评价。这些体验在刘若愚、叶维廉、余宝琳、浦安迪等学者的著作中都有反映，而在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实原因很简单，异质化的理论形态和批评话语必然会带来不一样的研究发现。尽管这些汉学家的研究对象也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但是他们的知识谱系、学术训练、研究方法以及批评语境都与中国研究者不同，因此，这些新的观念、看法、视角必然会冲击本土文论固有的研究观念，进一步拓展古代文论的研究维度。
其次，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不见”或“偏见”也可以让中国学界在跨文化背景下反观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平心而论，我对海外汉学家运用西方批评理论解读中国古代文学或文论，即便有“削足适履”或“水土不服”之感，也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但是，对于那些脱离中国文论历史语境之“不见”或进行过度阐释之“偏见”，却时刻保持警惕。以费诺罗萨的汉字诗学为例，他在1908年创作的《汉字作为诗歌媒介》论稿，极力称赞汉字的形象性、动态感、隐喻性和字与字之间关联烘托的性质，并以此建构出运动说、隐喻说和弦外之音说为基点的汉字诗学理论。后来，诗人庞德大力推阐其手稿的理论价值，并应用于自身的诗歌翻译与创作实践。不过，国内学者周发祥就曾指出该理论在学界产生的消极作用：“他不讲六书造字的规律，凭空想象汉字偏旁部首或基本笔画的意义，再加上庞德从实践上推波助澜，终于铸成了西方汉学界解说和西译中诗的‘拆字法’。”（《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拆字法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一种对汉字生吞活剥式的理解，往往会扭曲中国古诗的原意。显然，费氏汉字诗学的积极贡献在于他注意到了中国汉字的表意性，但同时却忽视了汉字构成以及汉语诗歌意象的复杂性。因此，中国文论学界在借鉴他山之石的同时，也要避免片面的误读。
（本文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