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阅读因为“逃离”而产生，逃离父母永无休止的争吵，逃离繁重的课业，逃离不喜欢的专业，逃离工作以后日益沉溺的世俗，故而把自己浸在反复的阅读之中。而小说写作的到来则要晚得多，它从产生“自我”感知的时候开始。我记得那样一个时期，每周五从市里回县城的家，下班后出发，一路上看黄昏至夜晚的渐进，车窗外是绵延的群山和树木，间杂着星星点点的村庄和人家，在那种黑暗与寂寥造就的孤寂之中，我开始确实感受到“我”的存在，意识到“我”和天地之间某种渺小的对立，就在那个时期，我萌发了写作的想法。

那时我白天工作，夜晚则思考如何逃离这份工作，写作的念头产生之后，我想，也许这可以作为逃离的借口。于是后来我辞职备考，侥幸逃到北师大文学院，念起了文学创作专业的研究生。

西方高校很早就将写作作为一门可以教授的学科进行专业化，近年来中国的高校也陆续开设各类写作学专业，北师大称为文学创作与批评，其他高校称为创意写作或创造性写作。我最初报考北师大文学院，是因为这里聚集着一批我所景仰的作家，而对于自己能否成为作家，这样的想法还很模糊。但我想无论是北师大也好，其他高校也好，在写作专业设立之初，都一定期望能从众多有潜力的写作者当中“培养”出真正的作家。但对于“中文系/写作专业能否培养作家”，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知乎上这个问题有三百来个回答，其中大部分是否定。人们也常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经历举例，指出其中没有几个是从中文系毕业，甚至没有几个接受过大学教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原因，他们在进入写作以前，首先经历了广阔的生活，然后开始提笔写作，在意识到自身知识欠缺的时候，都广泛而具有针对性地完成了文学的自我教育，建立起了宏阔的文学史视野。而后当他们有机会重返校园进行系统学习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犹豫。而那些我们所熟知的西方作家们，大部分都具有良好的文学甚至写作教育背景。

我想，“培养作家”之所以具有争议，是因为“培养”这个词的使用在某种意义上与作家的特质相违背。一个作家的形成在于其经历的独特性和艺术的创造性，而这二者恰恰与“培养”所暗含的统一生产性相抵牾。因此，与其说中文系和写作专业是“培养”作家，不如说它是提供了一种可供作家生长的环境，其中有着滋养作家的能量和氛围。就北师大文学院来说，它聚集了如此多优秀的驻校作家，有如此多亲近文学现场的批评家，这样的场域无疑为文学青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至于其中能否培养出真正的作家，我想还有赖于机遇和天意。但相反，如果反问那些从中文系和写作专业走出来的作家，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否认中文系对他们成为作家所构成的重要影响。

而谈到我的写作时，文学院和写作专业的影响肯定是深远的。我本科念的专业不是文学，硕士才算正式接受到系统的文学教育。无论是地理意义上还是精神意义上，文学院对我首先的影响，在于它为我的逃离提供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让我拥有了相对完整的3年时间，可以几乎不受影响地去阅读、去思考、去尝试写作。环境对于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我们总是美化困境对于写作的激发，而我同意马尔克斯所说：“我非常反对有关写作的那种罗曼蒂克观念，那种观念坚持认为，写作的行为是一种牺牲，经济状况或情绪状态越是糟糕，写作就越好。我认为，文学创作，你得要处在一种非常好的情绪和身体状态当中。”我之所以能开始写作，我想与身处稳定而有闲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其次，也是更为根本的一点，是文学院为写作提供了一种影响的场域。无论是专业课程的设置、相关讲座的开展，还是作家课的讲授、导师的引导，这些部分都在不断促使我去思考，思考小说到底是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样的小说。回想起初我为了考文学院而匆忙赶就的“小说”，不过只是一堆过剩的自怜情绪和社会事件的生硬堆砌，我清楚地明白那些东西离真正的小说还很远，但真正的小说又是什么，我那时还没有更深的想法。研究生3年，我从对小说写作一无所知到真正有所了解，文学和写作教育在其中的影响绝不可否认。现在我仍能回想起某些重要的启示性时刻：专业课上老师们反复指出“好的小说通往集体无意识，是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整合”，这句话为一个小说初学者指明了一种关于创作的根本思考方向；作家专题课上作家老师指出“要为小说设置一条跑道”“表达的异质性”，爱荷华大学暑期小说写作课上，老师指出小说要“show,not tell”，“当你思考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小说就开始了”，这些技巧层面的讲授与启发，渐渐打通了我的思路。而至于那些沉浸在阅读时空里所得到的领悟，就更是数不胜数。就是在这种影响的场域里，我从起初只意识到自我，到逐渐开始意识到与他人、与时代相连的更广阔的自我，意识到应当在更为广袤的文学坐标系中观照自己的写作。最后，当我在思索中感到自己比从前更了解“人”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开始真正的写作了。

当然，在“中文系/写作专业能否培养作家”的质疑声中，我们也应当看到，真正站在一个作家背后的，是他所面对的生活。小说的本质是生活，很难想象一个不曾理解生活是什么的人会写出怎样的小说。在佛教中，有理悟、证悟的讲法，只有当我们真正经历了生活，才会顿悟，之前在书中看来的东西不过是脑袋里的理解，而经历后的理解，才算得上心灵上的领悟。我想，小说家以文学展现的就应当是这种证悟后的生活。我们是通过生活理解了文学，通过生活理解了生活，因此，小说家更应当具备的，是一颗永远向生活裸露的坚韧心灵。

因此，生活与文学教育，这二者对于我能够写出一点像样的小说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我想还有我的幸运，幸运在每一个需要变化的时刻，命运都承接住了我。我在生活中始终是一个逃离者，逃离是一种“弱者”的姿态。而我想，正因为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才能用一颗敏感的心去想象他人的生活，才会借用虚构去接近这个世界。

至于“中文系/写作专业能否培养作家”这样的争议，或许我们应该将关注点从“培养”移开，应当意识到，写作专业的设立、中文系的存在，能够让对写作有所追求的青年看到，有那样一个地方，它有着合适的土壤与空气，等待着有可能的青年去那里成长。最后即使没能成为作家，最起码，也能成为很好的文学阅读者。而无论是对写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讲，生活永远比文学更加重要。我们需要文学和写作，是因为它让我们更加清醒和深刻地面对生活，那些冰冷的文字之所以具有温度，也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生活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