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的《塞影记》书写了一位百岁老人的沧桑历史，在个人史的书写中揭示了民族的心路历程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在诗意文字的叙述与双重叙事的穿插中彰显了中国文化精神。作品经由具体家族个案的剖析升华到对抽象家族精神性格的弘扬，经由对家族文化的审视走向对民族文化的重塑，经由对家族精神的寻找走向对民族精神的重建。如马平所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终于以昂扬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这是一部很有特点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作者娓娓道来的从容叙述中展开了一幅历史的沧桑画面，一位百岁老人缓缓地立在鸿祯塞的大地上，讲述着充满义与爱的荡气回肠。一定意义上，在庸常、琐屑、资讯发达的当下生活中，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是难的，是对作家的审美理念和艺术想象能力和社会良知的考验。惟此，深得个中三味的马平在访谈录中特意起了个“迎难而上的现实主义”的名字，悄然地道出了他对文学执著的坚守。
巴尔扎克曾经讲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族秘史的直观反映。”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从一个乡村人物视角，书写中国百年沧桑巨变史，已成为一种传统。同样，世界文学史上也有着书写民族寓言、家族史诗的传统。在世界文学史上比较典型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中国则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无疑，《塞影记》在叙事的审美趣味上受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影响。马平在创作谈中也多次讲到对马尔克斯的喜爱，我想正是其中马尔克斯对“现实”的独特理解深深攫住了他，以致影响了他的创作视野和谋篇布局。
马平的《塞影记》跨越百年时间，历史和现实交错行进。1911年，雷高汉出生，鸿祯塞“南塞”开建，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结束帝制。1919年，雷高汉从外地逃至板桥湾，五四运动爆发，中华大地开启了历史的风云激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中国历史步入改革开放时期。小说中对重大历史事件模糊处理，用隐喻的时间表达交织情事、政事、塞史、家族史。历经百年沧桑的雷高汉，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心中充满义与爱的站起来的人，故事就从这个小人物讲起。中国故事无论新和旧，无论传统和现代，都必然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根。“当然，每个故事并不会因了一个笼统的文化观照而显露单一的面容，具体说来，《塞影记》所传达的情义二字，就更需要独一无二的故事去支撑，更需要雷高汉这样站得起来的人物去支撑。”也许宏大的家国史，原本就是由千千万万小人物的“生活史”组成。雷高汉用了一生的爱与执著，书写了一部小人物的“悲欢情爱”史，写活了小人物特有的“时代的卑微和勇敢”。“一个作家，需要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视角可大可小，但哪怕只看到一棵树，他也最好能够看出那枝叶间吹过的是什么风。”马平如是说。说到底，中国故事要靠中国力量来支撑，中国力量来自人民，雷高汉身上有着千万中国人共同的面影，有着农村家族的结构性力量与生活，有着中国人民的美好品质与追求。
小人物雷高汉苦难、坎坷、悲情、跌宕的个人命运，是饱经沧桑的民族发展的缩影与艺术表达。无论面临多大挫折，雷高汉内心深处始终闪耀着善与美的光芒。在人生道路上，义与爱作为他内心最高的坚守，贯穿了他长达百年的一生。在漫长的守望中，奇迹般度过了人生的艰危时刻，成为百岁老人；最后在浓浓爱意的簇拥下，走向生命的终点。雷高汉一直活在鸿祯塞的影子之中，盘踞山丘的庞大建筑的影子，既浓缩了他的饥饱冷暖，又覆盖了他的恩怨情仇。站立的雷高汉生命中整一个甲子的时间都在传统乡土社会和极左思潮浓重的“塞影”之下，肉体负载着许多塞北村民的“命”，精神则贯汇了无数中国人的“魂”。
小说以双线戏曲叙事的结构将“塞影”勾勒的鲜活灵动，以高超的叙述能力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的魅力。作品以侦探解谜的方式推进“我”和雷高汉的故事，以章回编年的手法叙述了雷高汉与鸿祯塞的往事。双线叙事诗意般地塑造了“戏台”效果，当年鸿祯塞的历史在雷高汉的讲述中上演，当下《塞影记》的创作在我的叙事中呈现。“叙述者”既是当年故事的当事人，又是当下故事的主人公。马平文学之路的启蒙是家中木楼上藏着杂志与书籍的纸箱，《塞影记》中“我”的叙事来源于雷高汉阁楼中藏着爱情与历史的红箱子。雷高汉是当年故事的主人公与叙述者；“我”是当年故事的读者，当下故事的叙述者。“作者”与“读者”的身份多次叠合，而在双方情感高度共鸣时，作者的情感参与到叙述中，强化了当事人讲述故事的情感烈度。作者不但参与了当事人的讲述，还实现了对历史传统的认同。在雷高汉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川人情感，在“我“这个异乡人身上得到了承传。在宏大的戏曲叙事结构中与几处有着戏曲朦胧性的经典情节交相辉映，有些章节直接采用戏曲方式推进。一处是雷高汉和梅云娥在碉楼上的会面，对雷高汉记忆的叙事，巧妙将记忆空白应用其中，在这种叙事中，时间、地点、细节全部虚化，只剩下两个被情感驱动的躯体，不由自主又心生默契地来到碉楼，达到他们爱情的高潮。一处描写是雷高汉通过磷火寻尸骨的情节，极富舞台艺术的表现力，在暗黑的背景下，星星点点的磷火既让人毛骨悚然，但也不乏美感。还有一处直接把川剧《翠香记》植入小说的叙事中，不仅构成了小说情节的一部分，推动着整个小说的叙事进度，同时“戏中戏”的安排又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剧中的人物命运和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形成了隐秘的互文关系。能指与所指，命名与命运，戏里戏外蜿蜒曲折，妥帖又生动，留白与空缺之处韵味无穷。
小说的语言与意象，既有真实观照的现实容量，又有艺术空间的诗意想象；既有现实情境中的深度写作，也承载意识流性的灵感写作。“喜鹊”“石头”“松林”“水库”等意象与之互动，为读者营造了富有美感的氛围，寄寓了浓厚的乡土情感，推动了整个叙事架构。平和诗意的文字让读者不厌其烦地读“暗红皮箱”，读“一个一个让我惊异的段落”，“在一个玻璃护卫的逼仄空间里”，“以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以分针或秒针的脚步”，读雷高汉“一百零七岁的人生”，读出他“生命的滴答声”。同时，根据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表现的需求，恰当使用一些富有特色的方言俗语，“水官”“火官”等口头语的称呼，人物对话间的拟音词，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韵味和情感穿透力。
好的文学创作不仅是语言的华丽、叙述的圆润、结构的精巧，更是在艺术化中有价值传播的感染力、深刻的思想穿透力，要有指向“伟大”的力量。所谓“伟大”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它是一种民族的宣言和历史的荣光。《塞影记》里表达的至高人性与爱，时逾百年依旧闪闪发光，祈向的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这样的艺术作品以“促进心灵诸力的陶冶，以达到社会性的传达作用”为价值诉求，从而以其艺术的卓越性追求担当了时代大任。
黑格尔指出，“艺术首先要把神性的东西当作它的表现中心。”神性不在人们的尘世生活之外，而是在人性的完满中闪现出神性的光辉。《塞影记》中的雷高汉的形象塑造，是“艺术的显现通过它本身而指引到它本身以外”，作者以具体直观可感的百年沧桑往事，聚焦于雷高汉的一生，从而展露人性与神性的浑整和普遍。雷高汉一生的曲折与追求，丧妻与丢女之痛，挣扎与期盼之念，固然个体自然可能屈服于强制力，但作为人的人性不但没有被贬低反而被高扬了，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这种人性与神性的融通将《塞影记》的艺术价值烘托到恰到好处。
《塞影记》是一部可以让人回味的作品，它有一种自然地走入人内心深处的力量。在我看来，马平是一个能够抓住时代却不是与时代共舞的人，他悄然地置身远处却“能够看出那枝叶间吹过的是什么风”，这是上天对他的眷顾，也是他自己的文学修炼。面对时代的变动不居，面对生活的平淡，也许“是现实深处的那些激越，而不是表面的那几朵浪花”成就了马平。“文学永远不会被漠视被抛弃，不会被逼到悬崖边上”。这是马平的信念。一个心中有信念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心中有大爱、为小人物伸张正义、有着悲悯情怀的人，这在遍地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当下可谓稀缺！马平是一个比较清爽的作家，当然“清爽”——是指一个作家的精神气质，犹如露水般剔透，却始终有着现实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