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宁是较早意识到“80后”写作者需要正视历史主体性问题的一个，她更看重作为历史事件亲历者的个人体悟，在她近年来的小说中，各种历史大事密集分布，但这些事件并非只是装点或证明她已建立深度历史意识的攀附，而是充溢着鲜活的生命感觉和情感体验，它们或者是人物获取意义、反思来路的支点，或者是人物澄明或幽暗或疼痛的精神动机的策源，换言之，所有这些巨型事件对于小说人物而言都不具有规定的现成确定性，其宏大的历史意义也不是外在给定的，而是人物自己感知和领悟的，叠印着他们不能被剥夺的生命实践。周嘉宁借此将回忆者的个体记忆拓展，并转向探讨人类历史与时代命运，形成一种重塑代际“身份认同” 的记忆诗学，聚焦的也是记忆与“当代性的关系”，是历史事件和“心灵的内视”之间达成的平衡。
《再见日食》巧妙地借1987年、2009年和2017年在中国和美国可见的三次日全食，以及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专辑《月之暗面》的最后一曲《日食》，通过主人公拓对佩奥尼亚小镇往昔岁月的回访，组织起极富纵深的叙事跨度，容纳进上个世纪70年代乌干达阿明政府驱逐亚裔、90年代初苏联解体、1995年奥姆真理教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惨案、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2009年小布什政府的外国人参军后入籍政策等等重大事件。小说并未因这些事件的涌入而显得过载，除人物身份设置的巧妙外，更因为作者始终把这些笼于一种诗性的回忆之中，将所有的事件处理为充满个人体验的“当下的过去”，而非记录在历史教科书中的“纯粹的过去”。拓、泉、蒂娜、马里亚诺这些在佩奥尼亚生活过的青年人，正是通过共同的回忆来定义他们自己，并以记忆作为资源去观察和思考当下时代的新的复杂性。
小说中的拓是一个热爱品钦的日本文学青年，东京毒气事件之后他带着“剧烈的迷惘、不安和期盼”离日赴美，加入了乌卡主持的佩奥尼亚青年艺术家项目，而平复他迷惘和不安的是他在泉的帮助之下寻得的一种“中间地带”式的心灵缓冲。“中间地带”一词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拓眼中的佩奥尼亚小镇，远离都市的喧嚷，介于山脉和草地之间，那儿仿佛一块飞地，“正是一个能够承载年轻心灵的中间地带。”第二次出现是泉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和拓不在任何一个国度，就在“中间地带”，那里是“新世界的通道还没有出现，乌托邦的序章也没有开始”的地方。第三次是拓和马里亚诺重逢，他再次重复了泉的话：“我们当时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在历史中任何一段时间。我们身处被悬置着的中间地带。”小说的结尾是：“拓接受着时间的消失，而无论泉在世界的哪一部分再次出现，都代表着中间地带可能存在的出口。”泉对“中间地带”的念兹在兹，体现了她对将个体作为“历史的缩影”这一观念定势的抗拒，在世纪转换的当口，在冷战结束、全球化尚未到来的当口，在新旧价值观念急遽递变的当口，对中间地带的据守不但免于被迫站队的风险，还凸显了生命自我持存的意义，在时代潮流预设的进程之下留给心灵自由的思辨机会，年轻人对爱与美的耽溺，可否把他们从历史的重轭下解救出来呢？
在一些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者看来，亚文化式的抵抗只能停留在符号等外在的层次，朋克精神、摇滚迷幻、偏执的先锋艺术实践以及被诱导出的心灵过敏，这些带有仪式和风格化的东西不过是青年人想象性的解决策略，他们把自己与时代主潮的结构性矛盾转换到象征性的对抗关系中，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方案。佩奥尼亚小镇的青年艺术家们也免不了要面对上述的质疑，但是以泉和拓为中心，由于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心灵的“中间地带”，所以也就能在潮流的裹挟中保持难得的自审。当然，他们无法完全外在于潮流，也不免受到潮流对命运的拨弄。泉利用了小布什政府的移民政策获得留美的机会，但在精神深处，他们并未同巨变的新世纪新世界达成默契，泉把女儿送回佩奥尼亚；拓和马里亚诺在人过中年之际，依旧坚持着佩奥尼亚的艺术精神；蒂娜则像母亲乌卡一样继续为异质的个体提供包容的“中间地带”。“再见日食”是记忆的召唤，也是精神的盟誓，在38年前的日食中，新闻播报的内容是希望“38年以后月亮的阴影落在和平的世界”，38年后世界却变得更糟了，但是他们还在，他们的记忆、梦想和坚持还在，他们在日食中洞见的事物锐利的阴影还在，他们都不是“过于契合时代的人”，也不是“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却具有了阿甘本所言的那种“同时代性”：“同时代人必须凝视时代，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也因此，泉和拓的努力与青年亚文化的“仪式的抵抗”并不完全一致，他们经过了那个阶段，又跃过了那个阶段，评判佩奥尼亚艺术家们，不能只看他们刚刚加入这个艺术项目的初始阶段，更要看日后他们对潮流支配的疏离，就像拓和马里亚诺离开佩奥尼亚之后所做的那样，他们把艺术实践变成了生命实践。
在叙事上，《再见日食》延续了周嘉宁一贯的风格，小说始终保持一种舒缓甚至近乎瘀滞的叙事节奏，这种瘀滞与故事发生的时代跨度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张力，需要阅读者有耐心地进入人物的情绪世界。笔者以为，这一方面和周嘉宁以记忆推动叙事的习惯有关。 小说通过拓的视角展开回溯，在回忆中不断呈现他作为记忆主体对见证的历史省思和重塑的过程，是“回忆的链锁，把此时的过去同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有时链条也向幻想的将来伸展，那时将有回忆者记起我们此时正在回忆过去……通过回忆我们自己也成了回忆的对象——成了值得为后人记起的对象”。这些回忆绵延不绝，如涟漪一般一层层漫延，叙事也就自然具有了与之相匹的耐心和从容。另一方面，周嘉宁很注重对代际情感结构的发掘，在佩奥尼亚生活过的艺术家们，是共享着某种特定的情感结构的，为了要把这种情感结构的微妙作用传递出来，小说也有意放缓了叙事，在拓的回顾中，安插了众多的思绪和人物命运的线头，彼此呼应着，一同承载起青年艺术家们既积极又消极的人生思索。
“五年稍纵即逝，随后是20年。”在小说的结尾，不断加速的时间进程提醒了读者，耽溺记忆的叙事无法阻止时光的飞逝，然而拓却在日食的反复中，感知到一种“时间的消失”，他相信“无论泉在世界的哪一部分再次出现，都代表着中间地带可能存在的出口”。在相关的创作谈中，周嘉宁再次重复了这句话，她说：“我希望能够跟随着我的主人公泉，寻找到那里可能存在的出口。”那么，出口到底在哪里呢？拓的重访佩奥尼亚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启示。